中午去洗衣店，路上遇到了兰。
彼时我正低头疾走，一个声音在身后急急地喊我。不用回头，听那“大舌头”的发音便知道是兰。兰是我从小一个大院里长大的朋友，与我同龄，跟我一样高，却比我瘦了两圈，全然一根竹竿的感觉，在风中晃晃荡荡的。
“前几天黑丫的妈妈去我妈家坐了一会儿，问我妈要了我家电话。她说黑丫现在下岗了，天天在家里坐着。”这是我熟悉的“兰式”表达法：没有问候、没有铺垫，好象也没有中心。
“黑丫给你来电话了？我拨她家电话总说是空号。”我问。“她没来电话。我也不知道她妈妈有什么打算。先跟你说一声，如果黑丫来电话想跟大伙聚一聚，我就告诉你。你手机号是多少来着？我总记不住。黑丫也真可怜，工作怎么就没干住！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
我望着兰的脸，看着她一边记下我的手机号，一边连珠炮似地说着黑丫，那张皱纹初现，又抹得红是红、黑是黑、白是白的脸现出悲戚的表情。“有她消息一定告诉我。”我对风摆杨柳般离去的兰喊道。
思绪回到童年。兰、黑丫和我的父母都在同一间大学里工作，那所大学文革期间被解散了，他们便被下放到了工厂，住进了西城的大杂院。家长们的感受我们并不在意，我们只顾着自己在那古庙改建的大院里开心。
黑丫比我大三个月，我又比兰大三个月，三个女孩子都丑，丑成了一团，一天到晚地跳皮筋，踢毽子。黑丫其实不丑的，五官很是端正，既喜兴又温和。她就是黑，并且因为黑而自卑。我想她的自卑更多地来自她哥哥——她唯一的哥哥又白净又秀气，瘦瘦高高，是招惹女孩的帅哥；而她则象极了她父亲，又矮又黑又胖，总被旁人拿来大加嘲笑。久而久之，她的便有了那种安静的性格，安静得近于孤僻。
黑丫高考的成绩不是很好，进了一所名校学中国历史。那所大学里的女生个个明朗得夺人眼目，她便越发自卑，只缩在自己家里看书，不到考试的时候绝不去学校。即便是我们这些打小一起玩大的朋友想拉她出来散心，也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
好歹熬到毕业，黑丫又出惊人之举。中国历史专业毕业的她居然进了一家小厂，在劳资科工作，理由是在这样的地方，人们羡慕她毕业的学校都来不及，没人会看不起她的“丑”与“土”。“黑丫你不丑啊，你比我漂亮多了啊！”记得当时我忍不住这样对她吼。
工作不足三个月，在海南晃荡的我接到黑丫的电话：她要结婚了。先生是同厂的工人，有小儿麻痹落下的残疾。“你爱他？”我问。“他不嫌我。”她答。“你有什么可嫌的？脾气好，人品好，会理家，知书懂礼，还做得一手好饭菜。”我气。“你别说了，你明知道很多人嫌我丑嫌我胖的。”她轻轻地说。
叹口气。她这样一步步走，走得异常固执，令人徒叹奈何。后来曾经听说她先生常对她拳脚相加，她便将全部心思放在了女儿身上。几年了，我们都失去了与她的联络。失去工作的黑丫，会有怎样的生活呢？
兰永远是一道风景。她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小，唯一的女孩。据说她小时候成天睡觉，不哭不闹，乖得让别的孩子妈妈羡慕不已，可长大以后她的糊涂也让大家时常哭笑不得。
兰的学习成绩非常糟糕，连小学都没能毕业，永远算不清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两次初中入学考试失利之后，她父母索性就托了人，让刚刚14岁的她进了学校印刷厂的装订车间当工人，若干年后又调到学校图书馆专门修补那些旧书。
兰从小就面对了好多人的讥讽，但从不把那些话放在心上。印象里的她只管开心地玩，开心地闹，饿了就吃，困了就睡，见了熟人便礼貌周全地打招呼。时间长了，反倒没有人再去拿她的“笨”当谈资，在茶余饭后编排她了。
兰虽然只比我们小了几个月，但好象比我们年轻了一个时代。她总是把最新潮的衣服、最流行的颜色都请到自己的身上，那细竹般的身影就日日姹紫嫣红地在校园里招摇。从没有人说兰漂亮，她也确实生得有点点怪——与她的身高相比，她的头实在是小得不成比例，小小的鼻子也翘得厉害，鼻尖看上去几乎可以把一张纸扎出个洞来，而鼻梁却是塌塌的。就是这么怪怪的一张小脸，大家却不觉得她丑，只觉得在她时刻准备帮助别人的热望的眼里，是暖暖的温情。
兰的先生也是学校里的职员，比兰矮一些，比兰秀气得多。周末的时候会看到他们一家开车出游，她那上已初中的漂亮儿子会摇下车窗，恣意地在车里手舞足蹈、乱七八糟地唱着流行的歌。不管谁看到这样一幕，脑袋里都只会出现两个字：幸福。
兰与黑丫，各自走着自己的路，只愿路路都能通往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