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再也不可能复苏的亲切画面，只能成为我对电影永远的回忆了。
大姐袅娜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田野上，这几乎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左右我们村里人最爱的画面。尽管已嫁作人妇，但大姐依然保留着一根拖齐后腰的大辫子。袅袅独行或偶尔跨过田间沟坎的时候，那根大辫子总是或动或静地映衬出大姐的风姿。她的出现总能在我们村子兴起一阵小小的躁动——看，大辫子来啦，今晚有电影看了。人们或欢呼雀跃，或奔走相告。
大姐来接我们去看电影。她嘴巴很甜，一接就是一村子的人。她几乎成了一个电影使者，好长一段日子她都让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感到骄傲。她嫁的村子和我们村子相距四里，两村子隔着宽阔的田野平行地遥遥相望。她们村子隔三差五地就要放上一场电影，因为大姐夫是镇电影院的放映员，负责下乡放映。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其它村子没能上映的时候，而在他们村子进行“首映”。
记忆之中我和小伙伴们总是抱怨天黑得太晚。放晚学一回家，我们便像赛马似地一溜儿跑回家，将书包一扔，囫囵吞枣地吃完饭，然后高唱着当时流行的“将来的主人，必就是我们”出发了。小伙子大姑娘表现得可没有我们那么急迫，他们总要梳妆打扮一番才出门，但这正说明了他们对一场电影的重视和盼望。那时候已时兴了自由恋爱，而一场乡村电影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相互示爱的绝佳场地。看，小伙子西装革覆，尽管领带打得不算到位，大姑娘花枝招展，搽上了那个年代最流行的雪花膏……一场让人一旌摇荡的电影啊。
电影场地就在大姐家门前那片空阔的禾场上。两棵笔直细长相距四米的水杉树之间横上一根粗竹竿，然后挂上一方银幕就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场地上尽管谈不上是人山人海，但说是挤得水泄不通一点儿也不为过。场地旁边的小树上也爬上了身手敏捷的调皮鬼，场地后边的草垛上也坐满了不怕跌跤的小顽童。我喜欢热闹，却害怕拥挤，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到银幕反面看，这样看到的人物景色全颠倒了左右，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观看的兴致。只是看到的字幕全是反的，让人迷糊。但这样观看的次数多了，我倒热衷于看起反字来。现在我有一手刻章的绝活儿，我想与小时候经常这样看反银幕电影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样的一场乡村电影无异于一场热闹的庙会。场地四周少不了卖瓜子的，卖甘蔗的，卖茶水的……在这最简易的露天场地上，电影和人们展现着最自然的水乳交融的情感。然而，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庙会依然盛行，而只拥有几十年历史的乡村电影，仿佛一夜之间，就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电影它怎么了？
我走南闯北地到达过不少穷乡僻壤，也曾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探寻，总想毫不费力地看上一场电影，就像那个年代一个风雪赶路人被一场偶遇的乡村电影留住脚步一样，但我失望了。说来惭愧，如今我漂在京城，看到的尽是铺天盖地的电影海报，却没有真正意义上地看一场电影。更多的时候，我看的是盗版的光碟，或上网看下载的电影。对一个普通民众来说，我只能这样无奈地领略一部电影了。
电影，它被养在了深闺，它拒绝了我。
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洋洋洒洒地列举了近十年来的国产大片或贺岁影片的票房收入，说它们逐年上升，有好几部已票房过亿。文章无不自豪地说这充分反映了我国电影事业的欣欣向荣。我不禁苦笑了，这过亿的票房有多少是来自普通民众的腰包？电影作为一门文艺形式，说白了就好比一盒点心，人们无法吃到它还会继续生存，而它无法走进人们的胃口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最近回了一趟老家，发现小镇的电影院大门已被改装成了好几间做生意的门面，身为电影放映员的大姐夫也下岗好些年了。来到已年过半百的大姐家，她两鬓斑白，大辫子已成了历史。她十三岁的孙女儿正在看电视，我随口问她爱看电影吗？她说正看着呢。原来她看的是电影频道。我笑着告诉她，电影就是电影，它不是电视，也不是电视的一个频道……她一脸的木然，电影在这个聪明乖巧的孩子脑中竟然就是一片空白。
而在大姐门前的禾场上，那两棵曾经悬挂电影银幕的水杉还在，它们已长成了粗壮挺拔的参天大树。现在，它们再也无缘悬挂一方电影银幕了，但不知它们的年轮里，是否刻下了曾经岁月对电影美好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