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读者》上有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深思。其文章标题很有意思，叫《中国33岁》，其内容是说韩国《每日经济》与每日经济调查公司共同进行了中日韩三国国民经济意识调查，认为中国的国民经济的形象年龄在３３岁。其论证起来相当有趣，这说明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的趋势相当于一个人的年龄青年期，这样说来，我们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壮大的空间。由此，我也自省起来，第一自省点，我放在了我的“傻瓜年龄”上。当然还有很多这样的年龄，如“开窍年龄”、“脆弱年龄”“疑神疑鬼年龄”等，这得以后慢慢说。
何为“傻瓜年龄”？我认为，一个人无论他怎样，都有个“傻瓜年龄”阶段，只是长短而已。这样说来，也许很多人会笑我，这是不是异想天开的胡说哟，其实不是的，如果你仔细回头一想，很有道理。为什么？所谓的“傻瓜年龄”，就是人在这一时期里特别犯傻和犯错误，那傻劲无论家长或别人如何管教，限制或阻止、约束等，这类傻事总会层出不断地涌现出来，大有让人哭笑不得的感觉。
我之所以提出“傻瓜年龄”的概念来，是出于现代人文观念而相对确定的。如现代人强调了人的生命安全性，即以人为本，一切不利于人之生命安全的行为为之“傻”。另一点是正宗的道德、先进的科学和文明的社会为基点。凡不合符后面的行为规范的也为之为“傻”。
一个人的“傻瓜年龄”，大约在五岁后出现，一般到十二岁在左右结束。从生理上讲大概可以用不着派专人抱养和守看，这时的年龄就是到了傻瓜年龄，它是由家庭个体活动范围走向了与外界局部交流的群体活动范围，也就是人开始有一定的活动群体和圈子的年龄阶段。“傻瓜年龄”在表现上就是思想单纯，好于冒险，行为荒诞，具有强烈的逆反心理，不知天高地远，一切都新鲜和刺激，好玩，什么都敢于去模仿。以至于几十年后回想起来，始终认为所发生的那些事或行为都很傻，但却很有味。作为我们这代人来说，“傻瓜年龄”尤其漫长。“文革”时期，也就是１９６６年时，我刚好上小学一年级。一切的规矩和意识都乱了套，不读书了，学生可以批判老师，老百姓可以斗争当官的。小摊贩可以打公安，穷人可以抄有钱人的家等等。那时我们刚好是六岁至八岁左右。
我的“傻瓜年龄”所干的傻事太多了。比如说别人结婚进洞房，一群小娃娃就是要去躲在门外或窗外，通过门缝去看新婚夫妇到底在床上干什么？或非要将敌对的小伙伴的家长名字写在臭茅坑的墙上才高兴。或非要让那些蹲茅坑的人，搞得一屁股都是屎尿才快活。或非要让那些急匆匆乘渡船的人，掉进那些我们搞的暗道机关，摔过狗啃屎才兴奋。或非要让那些卖菜农民去拾那些假的大钱包而出洋相才喜剧。或非要整得老师们走进教室被门顶上偷架着的扫帚，清洁盆落下来，搞得一脸尴尬相，我们才光荣。上课时，或非要暗中把女生的辫子捆在掎子才好玩。非要卷上干红苕叶，做成大烟抽的样子才英雄。那时胆子奇特的大，我们敢在斜坡弯道上堆大石头，想看汽车翻车时的壮观情景。完全是干事不计后果，爱搞恶作剧，整人等，这就是“傻瓜年龄”所容易干出的事情。
我的“傻瓜年龄”时，对一切都好奇和新鲜，我那时家在城乡接合处，我妈妈又是农村小学教师。尤其对那种田间，小溪里的鱼吓，农村土墙上的蜂子，大树上的鸟窝、池塘边的青蜓，竹林里的竹蝗、树上的蝉，山丘的蚂蚁洞等都捣过。自然也爱到过一些惩罚，如被蜂蟞，蛇咬过，蚊子叮过，蚂蟥吮吸过，特别是夏天，长得一身是痱子，满头是青疱。这些自讨的傻事也不少。那时完全没有危险意识，也不可能知道哪些事是干得，哪些是干不得的。
那年月对于吃来说，特别犯贱，像荒坡里的马齿览，山坎上的毛草根、田边角落的侧耳根、清明菜等采来当作菜肴，更有趣味的是将邻家的猫、狗、鸡也搞来打平伙。农民地里的苞谷、红苕、胡豆等都是作烧烤的新鲜原料。“傻瓜年龄”是不知卫生防疫的。“傻瓜年龄”，作为男孩子来说，特别明显，当然少不了被家长臭打一顿，保证得多，忘掉也快，傻事仍是照样做。
我发现现在城市里的孩子，很少有“傻瓜年龄”，即或是有点也很短，因为孩子们都成了圈养物种。从学前班开始就被各种家长的爱好制约死了，小孩子任何行为都会受到教育和管教。从五六岁开始，各种艺术培养压在头上，上学了又有名目繁多的科目所限定。现代的孩子们规矩了，家长们绝对不让他们再干我们那种傻事了。现在“非典”、“口蹄疫”、“爱兹病”等等多得很，各种莫名的恐慌天天都在提防。
对照此说，我得分析下去，我们会自然发现很多有趣现象。我总结一下：
“傻瓜年龄”所遵循的要点是第一是快乐，第二是自由，第三是兴趣和玩乐，第四是表现自我，所以它相当傻。例如，我们小时候学游泳都是由几个小伙伴相约而去，到江河和水塘去游泳，绝无大人或家长约束，也无救生预防装备。既自由又开心，新鲜、刺激，自我发挥，这是极为快乐的事。相反现代人首先是想到的是安全。一切游戏都为人工安排下的项目。少了天然我乐的趣味。
“傻瓜年龄”没有正宗和正经之说法，于心而起的是快乐，所以傻。现代小孩子即或是有兴趣，很快被家长或老师们限定成一种本领或学说或成才上了，如音乐有兴趣，马上就被强加到一种规范条例训练中去了，由专家或专业的程式的教学所限定，少了儿童游玩快乐的天性。
其实我发现我国文化中有种有趣的现象，“傻瓜年龄”很多人愿意在私下回味，却不愿意公布出来，还作为人生中的一大趣事记载下来。特殊是把它纳入个人隐私中去深埋在心里，生怕对自已的名声不好。“傻瓜年龄”其实与成人的道德和思想并没有好大的关系，到是与情操有关。可我们国人的意识中常常将其任意夸大或无限上纲，国人性格中大多是正经有余，活泼欠佳。如曹操和刘邦、朱无璋就爱讲自已的“傻瓜年龄”中的趣事，可后来被儒家的伪道士和假圣人们数落，纠其一点攻其一生。其实若自已放正心态看，谁没有“傻瓜年龄”呢？
虽然每个人都有“傻瓜年龄”，别人或家长无论你怎样限定，可这种天性是不可泯灭的，只是多少而已。我道是想看到那种有生活情趣，丰富多彩的文章，而不愿看到那些假正经，满口的仁义道德和古板，僵化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