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番寒来暑往，马路边法国梧桐宽大的叶子落了又生，生了又落。
我奶奶一家就像树底下砖缝间破土而出的野草，几经风霜雨雪的摧残，不屈不饶，顽强地在大上海生存了下来。
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家人渐渐摆脱了失去女儿的悲痛，毕竟，路还得朝前走，日子还得往前过。
此后，我爷爷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路边摆一摊儿，帮人家代写书信。倒是我奶奶被一家日资企业－－－－内外棉七厂录用了，成了中国第一代纺织女工，我爸此时也长成了结实的壮小伙，凭力气拉“老虎车”（一种拉货的人力车）挣钱养家。
时光的指针定格到了民国26年（1937年）。
八月十三日深夜，盘踞在日租界的日本军人和停泊在吴淞口的日舰“出云号”打响了占领上海的第一枪，大批日军从宝山、闸北和虹口三个方向同时向中国军队展开猛烈的进攻。中国驻军在张治中将军指挥下，予以坚决的回击，淞沪抗战就此爆发。
号称“东方巴黎”的十里洋场成了血与火的海洋，在吐着火舌的机关枪前，成群的平民像割麦子似的倒下去，到处是横飞的子弹与弹片，到处是哭爹喊娘的呼叫声。
有钱人早就带着金银细软乘船、坐飞机逃往南京、武汉、重庆等大后方。
穷人也要活命，穷人逃难的方式只能靠两条腿。
我奶奶一家三口清晨冒险穿过日寇的封锁线，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路往西。到了傍晚，已经进入了青浦县界。再往前走，我奶奶实在是走不动了，喘着气儿坐在路边，我爷爷帮她脱下鞋子，一双小脚（我奶奶是缠脚的）血淋淋地和鞋袜粘在一起了。
“孩子他妈，就到这儿吧，已经走了八十多里路了，再走下去，你这脚恐怕——”我爷爷不无怜惜地劝我奶奶。
“日本人会追到这儿吗？”
“不能吧，前线还有国军在挡着哩。”
于是一家人就在此歇了下来。
这里就是几十年后蜚声全国的江南水乡——朱家角。
清嘉庆年间，宋如林在《珠里小志》（朱家角古称珠里）序中如是描述道：“今珠里为青溪一隅，烟火千家，北接昆山，南连谷水，其街衢绵亘，商贩交通，水木清华，文儒辈出……过是里者，群羡让耕、让畔之风犹古，而比户弦歌不辍也。虽高阳里、冠盖里媲美可也。”不过此时的朱家角已是人去镇空，人烟稀少，不及当年繁华之一二。
初到小镇，清幽神秘的小巷，青石板砌就的小路，拱如彩虹的小桥，桨声悠悠的小船。这一切让我爷爷喜欢上了。他说，我朱某人留在朱家角，是天意，不走了。
可惜了我爷爷饱读诗书，却不明白古史中许许多多不得不避开的忌讳，闻仲丧命绝龙岭，庞统（凤雏）遇难落凤坡，及至后来的戴笠坠机戴山，都是冥冥中的注定。就是这个错误的选择，美丽的江南水乡竟成了我爷爷生命行程中的最后一个驿站。
镇里空闲房屋甚多，很容易就寻上一间暂且栖身。那段时间，不断有从市里逃出来的难民带来新消息，有说日本军攻占了上海大部，也有说国军将士奋勇杀敌，日军损失惨重，更有人把率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长说成是“天神”转世。
天气渐渐转凉了，战事已经三个多月了。一天，我奶奶娘家的一个亲戚听说他们逃难避在朱家角，赶了不少路来看望。临走的时候，我奶奶对我爷爷说，他爹，一起去送送吧，兵荒马乱的时候，人家大老远的来也不容易，咱得尽个礼数。我爷爷想想也是，于是整理好衣襟，一起出门了。
送走客人，刚翻过放生桥，不料迎面正碰上一队端着上了枪刺的日本兵。领头的看到我爷爷，兴奋得大声哇哇地叫了起来，几个如狼似虎的日本兵扑过来把我爷爷围住，绳捆索绑拖了就走，我奶奶一看这阵势，知道不好，日本人已经打到了青浦。她拼命拉着我爷爷，央求领头的行个好。我爷爷也使劲挣脱，但在凶恶的日本鬼子前是徒劳的。
临押走前，我爷爷朝我奶奶说了一句怨话，就是你叫我出来的。这是我爷爷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
我奶奶一路上跌跌撞撞哭到家，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是我不好，我为啥叫他出来？不出来就没事了，可我真的不知道日本人到了青浦，真的不知道呀。”
仅仅隔了一天，另一队日本兵又来到了朱家角，看到男人就抓，正好我爸也在家，正是十七八岁血气方刚的年纪，抓起菜刀要和日本人拼。我奶奶一把抓着他手，把他推进旁边一堆稻草垛里，上面再用稻草盖上。
刚做好，日本兵冲进来了，领头的是个仁丹胡，仁丹胡用眼神四周搜索了一圈，问我奶奶“男人的有？”我奶奶抖抖索索地摆摆手，或许仁丹胡从我奶奶慌张的神情中看出了破绽，拔出军刀指着那堆稻草垛，“里面的有人！”说着就要用力刺进去，我奶奶知道再不出来非得出事，抢身挡在军刀前，把我爸从草垛里拉了出来。仁丹胡收起军刀，一挥手，上来几个日本兵，按着我爸双臂。
我奶奶慌神了，又是前天那一出的重现，如果儿子再被抓走，这个家就彻底毁了，她也活不下去了。于是她双腿一屈，跪在仁丹胡面前，仁丹胡却仰面朝天，大声喝道“开路。”我奶奶脑子里电闪火花一瞬间，猛地从衣襟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