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晚上，我接到爱乐乐团刘文林先生的电话，他说周吉在北京不幸去世了。
对周吉的去世，我并不感到突然，我知道他随时都会被他心中的那团“木卡姆”之火燃尽的。
放下电话，我拨通了周吉的宅电，电话没人接。我知道他的妻子卢欣慰已赶往北京去了。我一阵怅然……和周吉在一起时的一幕幕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认识周吉是在1962年。那时我在新疆汽车大修厂工作。厂里的的书记、厂长都很重视文体活动，厂里从自治区体委召来几位俄罗斯族篮球运动员，一时间大修厂篮球队打遍全疆无敌手。厂里又拨出近万元购置了一套管弦乐器，铜管、木管齐全，就缺一把倍大提琴。厂里向文化厅求援。文化厅派田柯带着新疆乐团的邵光琛、马耀先、范柏棋、解钟声和周吉等来厂指导。每周厂里派车接送，他们分别对乐队队员进行培训。那时，我认识了周吉。
1968年初，我所在的宣传队从南疆归来后，就和新疆歌舞话剧院的群众组织合并。那时，周吉任一号勤务员，赵耀任二号勤务员，我和马耀先任乐队队长，指挥是师范学院的张万林老师和我。和周吉又在一块了。让我执棒这个新疆最好的管弦乐乐队，完全出于偶然，也是历史的误会。庆祝自治区革委会成立的晚会由我指挥，演出阵容强大，歌唱演员中有卡迪尔、阿不力米提、吐依贡等；乐队有号称新疆鼓王的依明、热瓦甫大师达吾提；首席小提琴是马耀先，还有李广学，吹双簧管的是霍旭初（现在是研究克孜尔壁画的专家），拉倍大提琴的是王智仁，吹长号的是周吉。这时的周吉，已经向作曲、指挥方面发展了。这之前，他曾为我作的曲配过器，组织这个大团后，所有的配器都是他搞的。大型舞蹈《苏军入侵捷克》就是他作的曲，那可能是他的处女作。
1980年我调到了新疆机械研究所，1982年自治区文艺汇演时，我担任机械厅代表队的乐队指挥兼作曲。厅工会主席楼校强写了《新疆美》的歌词，我一鼓作气谱出曲子。写完后，我拿去请周吉看，中国音乐学院的音乐学家杜亚雄先生正好在那儿，他看了说前几句有俄罗斯的意味。因为马上就要汇演，周吉没有时间再行琢磨推敲，之后请歌舞团的作曲家邵光琛配了器，就参加了汇演。1985年，我写了一首《腾飞吧，乌鲁木齐》的曲子（词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女同志写的），请周吉编配成领唱、合唱，并给乐队配了器，由乌鲁木齐糼教师范的一百多名学生合唱，新疆农机厂乐队伴奏，获得了自治区总工会和新疆音乐家协会的优秀创作奖。
1988年，周吉随天山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由上海遡江而上抵达重庆。周吉找到我们的老朋友任正荣，建议让我也到重庆一叙。那时，我在北京负责东星公司的工作，来去比较自由，于是我马上赶到重庆。老任找了一间房，我们三人住在一起，老任还找了一辆车拉着我和周吉，游遍了重庆的山山水水，尝遍了重庆的各种小吃。后来，周吉来北京，他又让我把老任和廊坊的另外一个朋友邀来相聚。周吉每年都到北京几趟，一有机会，他就到我那里。我曾对他说过：“赚了钱，第一个就赞助你的音乐活动！”其实，这些话只是说说，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公司是公家的，我的能力又有限，始终没能帮他什么。能帮他的也就是把自己的家当做他的一个落脚点，他或他家有什么事儿了，帮他跑跑腿而已。
新疆歌舞团进京汇报演出、周吉同几个乐队演奏员到赛老家演奏时，他参加民族出版社维族老编译宴请司马义·艾买提副委员长的家宴时，他到中央乐团团长严良堃家和到中国广播电台国际部播音室专访时，他都把我拉上。
1996年10月，周吉和新疆艺术研究所的梁树年、周树萱等人，为全国音乐集成新疆篇的最后编审工作来到北京。由于经费有限、工作量大，住宾馆开支高，周吉有点犯难。我就请他们几个住在东星公司，吃在我们的食堂。那时，我妻子、儿子、女儿都在北京，我爱人做饭。他们的差旅费全部补贴到伙食上。近二个月的时间，我亲眼看到了周吉在北京音乐界的活动如鱼在水。他和音乐出版社的高级编审常树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田青、王子初、韩宝强、李松，中国音协的刘女士、中国音乐学院的院长李西安，中央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英国来华的访问学者等等，都是好朋友。那时间一个小小的东星公司，群贤毕至蓬荜生辉，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校对、审稿、会谈，连我们也跟着周吉他们忙的不亦乐乎。最终，使这个编撰长达十年之久的新疆各民族音乐的百科全书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00年，我退休回到乌鲁木齐。我知道周吉正在潜心研究维吾尔族民间音乐，为维吾尔族的大型音乐“十二木卡姆”审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呕心沥血操劳奔波。我相信他靠着他的工作精神、靠着他的人格魅力和朋友关系、靠着他对音乐的学养和执着，他会成功的。但是，我对他的拼命工作精神不再是赞叹、欣赏，而是开始提醒和担心了。我知道他太忙了，甚至不愿多打扰他。2005年春天，我得知他在二医院住院去看他时，他正在伏案写作，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四五个研究生听他讲课。过后，我问他这还叫住院吗？他说说实在不是在这住院，而是有一篇文章要写，办公室、家里都写不成，同室的病友天天回家住，这里安静好写作。我恍然。之后，就常听到他住院的消息。从媒体上看到他那么苍老、疲惫，我真是又气又怨。
周吉小我两岁，可别人说他比我要老十岁。他血压常在100—180汞银柱之间。我对他说，你在艺术研究所工作，我在机械研究所工作，我们都要讲科学，你这样对待身体不科学啊！这几年，我常常感到恐惧，觉得他随时都会离去。我劝他退休了少干一点，工作节奏放慢一点，多注意一点身体，或许还能多干几年。他说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工作千头万绪，时不我待，十二木卡姆虽说申遗成功，真正的工作却是刚刚开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建议他搞搞自己的回忆录，我说我给你找个搞写作的帮你。他说：“没有时间考虑这件事了！”在我看来，作品、文稿在那儿放着好办，鲜活的材料在他和朋友的头脑里是要赶快抢救的！
周吉知道老天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在与生命争抢那分分秒秒！可是，他还是留下了众多遗憾：他主持的国家课题没有最终完成，对维吾尔族音乐的研究和传播还要靠他的口舌笔耕，昆仑山深处人迹罕至处或许还有更为原始的原生态音乐靠他去挖掘，纪念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