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算旧社会的4月4日，加上新中国的6月1日，从水深火热的1931到欣欣向荣的2011，儿童节在神州大地上即将步入耄耋之年了，80截春秋冬夏，像我这样皮毛之上还有点多愁善感青春印记，80年代即以主人翁的身份高调参加这个人生中最美好节日的超龄儿童们，已是奔4系列了。但有幸生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作为那年那月花园里最鲜艳的花朵，在这举国欢庆建党90周年的重要时刻，很有必要整理一下这春风化雨30年有关儿童节的记忆。
红色的校名。
80年代初的农村，没有学前班，更没有听说过幼儿园，8岁左右，抬起右手，贴着右耳能够摸到左耳，老人们点点头，表示可以送进去学学怎么数钱了。当时的要求很直白，进学校的目的，能够写写名字算算帐即可，中专大学这样的奢想说出来是会被隔壁四邻嘲笑的。81年9月，我以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原初状态低调进入了喜乐庄小学——一座真正挂羊头卖狗肉的小学。因为学校门头上明明写的是“红旗小学”，但我们在作业本上学校一栏里标注的却是“喜乐庄小学”，究其原因，不得不再次勾起对毛老前辈的崇拜与敬畏之情，原来校门上那几个字形状源出主席墨宝，虽时过境迁，斯人已去，但余威尤在——村里有一活生生的教训：某人求学期间，出恭时得一石块，即兴在地面上手书毛主席万岁，后被告发获罪，入狱前为表诲意，斧头自戕，手指自此残废。所以之后许多年，校方依然只能奇怪的对着“红旗小学”的招牌大声诵读关于“喜乐庄小学”诸项指令。
红色的名字。
听说在可以清晰说出自己的大号之前，遵从家族字辈传统，我原本用的是另外的名字。偶尔有一天，几个热心的知识青年很认真的给了父亲一个建议：把我们兄弟3人的名字中都加入一个“红”字。当时的农村，这样的提议简直堪称壮举，父母自然全力响应，于是，我拥有了一个又红又专却十分老土的学名，可就是这样一个名字，听说在我之后，村中诸姓，未知被强力克隆了多少个版本。
红色的奖状。
过年回家，看看从前的房间，那些写满童年快乐的红色奖状终于入尘入土寿终正寝了，原本想一直炫耀于子孙后代的虚荣念想，在我们兄妹各自西东多年之后彻底的划上了句号。曾经，这些奖状是我们前行的路上旗帜和方向，他们取代农村大多数人家的布局，一直冠冕堂皇地挂在我们家客厅的正中央，往来之人，抬头看看，总会艳羡几句，我们佯装无闻，实则心花怒放，此般年年岁岁，也不用父母鞭策，也无需老师戒牍驱赶，兄妹一直佼佼然现身于学校颁奖台上。说是台子，其实就是乒乓球桌，校长兵家出身，鱼跃而上，简短训导几句，开始念名字发奖状，奖品只是现在家里随处可见的普通笔记本，偶尔也会是一摞五分钱一本的练习簿。
一切似乎在朝着充满红色霞光的大道前行，但蓦然回首，却发现从那时开始，我的命运中就种下了一个红色的宿命。
红色的宿命。
2年级的时候，我清楚记得，某学期明明我的语文数学都是满分，可是第一名却花落村长公子头上，后来老师在班上挑选根红苗壮的少先队员，一直没有我的名字，再后来好像是花了几毛钱买了个红领巾才混了进去。中学时代，我开始沉沦于品学兼优的队伍之外，共青团的大门自然一直向我关闭着，后来我的同桌荣升团支部书记，一路绿灯终于弄到了一个绿色的小本。师专时代，校书记和系书记亲自担当入党介绍人，最后关口，以有谈恋爱之嫌疑为由终未能在鲜红的党旗下举手宣誓，后决意永不加盟任何党派，直至混入党委机关跟班3年，亦未曾撼动此念。但理直气壮打个标签：名未入党，修为绝不在多数党员之下。师专时代演讲辩论朗诵习作诸般奖项红通通的以年均2.5本的速度递增，进入电台之后更是曾经连续3年稳居榜首，后破格副高，凭借的都是一堆货真价实的红色证书。可是之外的红色本子，几乎就与老牛绝缘了，比如优秀先进诸般，却经常只能年年岁岁轮回着收入了某些麻将桌上声震四邻的同志们囊中，这是我的红色宿命，一直游离于官方之外，但好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红色的公社。
从2年级下学期开始，我就作为又红又专的学生代表，到同样火红的公社中心小学参加一年一度的学业竞赛了。那时的中心小学在六十亩，离公社总部大营街2公里左右，从喜乐庄出发，应该有10余公里路程。没有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列队相送，没有风潇潇兮易水寒的出征壮行，甚至家长都不用知道。老师拎上个当时最锃亮耀目的人造革手提包带上我们2名选手就出发了。我的队友经常是甲班的杨**（劣迹斑斑，保护隐私），印象中他得过一次三等奖，而我则是屡败屡战，一文不名。第一次参赛的题目还有印象，要求修书一封给班主任老师。而我一直到3年级才知道书信这两个字怎么写，就算天分再高，也是无法应对。再有，当时的班主任，只是一名整天只会哭哭啼啼到班上精彩描述如何手执大头电将老公捉奸于床的肥胖妇女，记得有一段讲述很生动：闻听得隔壁房间响动异常，我手执大头电悄悄摸将过去，踢门开灯，但见那个不要脸的家伙一巴掌下去，那个烂屎白花花的屁股钻到了床底下……那时没有太多的激素食品令我们早熟，所以听到那些敏感词语的时候，请别怀疑我们曾经是那样无动于衷的麻木。闪出这样一个段落，只想强悍的证明，那时办在生产队羊圈旁边的学校，小学2年级的水平绝对不会超越如今幼儿园中班的水平，除了到公社上的PK，我竟然出奇地总是名列前茅，用不太多的时间思考和学习，一切在轻松随意的状态中发生又湮灭，包括池塘边榕树上似乎未曾发现过的知了。总之，庆祝六一，比赛年年有，我的种子选手资格年年保留，只是我的获奖期望年年变成失望，似乎命中未带桃花，所以春天的时候我的季节总是那么黯淡。
红色的心灵。
我以举着第一名的旗号升入4年级，班主任换了，班委们已开始作出大调整，和传统一脉相承，班上的管理团队里还是没有我的名字。两周之后，从《避雨》一课开始，陈吉林老师带着新婚的妻子走进了我们的语文课堂。某天放学，他把粉笔盒连同教科书一起递到我的手里：“帮我拿一下，上个厕所去我办公室一下。”那个下午，我一直沉默，但却认真聆听了一位师长关于人生的教诲，关于信仰的开导，关于伦理的遵从，然后借给我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