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这个办公室那天，我的情绪消沉极了。尽管知道自己被安排到山区支教时就作足了吃苦的思想准备，但我告别朋友和同事，远离便利繁华的大城市，来到这偏僻的大山里，面对破旧的校舍，简单粗糙的饭食，我还是无比沮丧。
在这间被当作办公室兼宿舍的窑洞里，一桌一椅一柜一床便再无他物。我心情糟糕地收拾着东西。铺床时，在硬硬的床垫下翻出了本红色的软皮笔记本,首页用黑色钢笔字写着：“我的支教日记”，署名李洪波。好奇心促使我翻了起来。
日记的第一则日期是2004年9月12日。“来到这个学校已两个星期了，可是我每天仍充满了痛苦。单调枯燥的生活让年轻的心变得如此苦闷，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
日记里的文字让我感同身受，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2004年9月22日的日记：“我知道，我不能断然逃去，因为我的义务和责任，何况面对的是一群朴实的孩子。既然环境是这样无法改变，那我必须改变自己。说得实在点，为了我自己的快乐，我必须改变。”
“在这贫乏的世界里，我得让自己充实起来，。我制定了一套规则，作为我每天的课程，但愿它能将我拉出绝望的深渊。”接着我看到了这位支教前辈的生活规则，他决定每天要：
一、做件对别人有益的事情；
二、做件对自己有益的事情；
三、做件不想做而该做的事情；
四、做一次体力锻炼；
五、做一次心智锻炼。
前辈写道，他把规则限于五条，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只可以应付的就这么多。接着我看到了他为了实践他的守则而做的一些事情，使我深受感动。以后的日记里，那种灰暗逐渐被积极乐观充实的色彩所取代。我也稍觉欣慰，但当时我并未注意到他给我的深刻启示。我以为自己是个有独立思想的人，不需要来自别人的思想拐杖。
可是没有超市没有电脑没有可口的饭菜没有澡堂……我得生活越来越心烦意乱。有一天，我异常沮丧地躺在床上发愣。那五条守则忽的跃入我脑海。我该试试吗？我得到的结论是：我可以继续自叹命苦，怨声载道，也可以试行前辈的办法做点对别人有益的事。比如我可以帮门房的老大爷提几桶水，顺便和他说说话。他腿有伤，而且独自生活。
老大爷很高兴我得帮助，我们很自然地聊了起来。在聊天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说的一句话：“有时候，你不原意做的那件事正是你应该做的。你要是做了，就不用去老想着了。”我反复琢磨这一“真知灼见”。这正是对前辈“不想做而该做的事情”最好的诠释。
自来到学校以来，我一直不愿意修理自己破损的书桌，更别提学生的课桌了。现在，我找来工具，决心要把那一大堆破烂修整一番。我花了两个小时，书桌的三个抽屉都可以装东西了，学生的凳子也都得到了加固。其间，孩子们给我充当了天底下最热情的助手，我感到无比高兴。
开始的时候，做“体力锻炼”是早上爬山，但常与早读冲突，干脆就放弃了，改成了傍晚外出散步。顺便还可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与这里的人也熟识了起来。
至于“做件对自己有益的事情”，我效仿前辈，从备课做起，以“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为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可能搜集资料，从农村实际出发精心设计教法，循序渐进，得到了校长和同事们的认可。逐渐地，镇上的老师也来听课，县里的学校邀请我去讲公开课。做点对自己有益的事情，结果也变成了对他人有益的事情，内心无比畅快。
“心智锻炼”是我最喜欢的，起初只是寻找一些书籍来读，但农村的书实在太少了，后来我开始每天抽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些问题、现象，并写600－－800不等的文字。时间一长，就成了厚厚一沓“思想录”了。我发现这是心智锻炼的最好方式，也是锤炼文笔的好方法，一举两得，受益匪浅。
其实，我不在乎把前辈的五条守则做得有多好，只要每天都感觉充实就可以了。每做一件事，就在心里给自己记上一功，挺满足的。于是就有了快乐，而这种快乐和欣慰常常激励我继续做，做更多。
闲暇也常翻开前辈的日记来读，每次都会读他在日记的最后一篇，即2005年7月3日写的一句话：“记住，无论生活如何变化，请让自己在当下植根的地方快乐茁长！”我已经采用了前辈的这句箴言，当作了自己的座右铭。
而类似我这样经历的，还有两位，他们算是前辈的两位后继者，也是我得前辈。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分别记着他们的亲笔签名：张凌云（执教时间：2005年9月——2006年7月）；陈新华（执教时间：2006年9月——2007年7月）。我想，待到我完成了支教任务的那一天，我也会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这本日记压在硬硬的床垫下，让它薪火相传，永不停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