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学率上升背后的反思
每年开学，各个学校对入学新生的第一次教育必定有：学校录取多少本科生，录取率比上年提高了多少个百分点，升学率在同类学校中的位置等内容。学校把升学率上升视作学校教育的成绩，把这些成绩视作学校领导有方，视作教育质量的标志。而不提升学率提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扩招计划的拉动。
高校扩招和教育高收费、教育产业化始于何时？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998年，由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贸易受到影响。当时任职于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先生给中国政府支了个招：建议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扩大招生、提高学费，把原来计划外和计划内两种不同的招生方式进行并轨，“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这个既不需要国家投资，又能提高高校入学率的一举两得之举，很快被中国政府采纳。于是高校的扩招一时成风，高校的学费也节节上升：从1998年之前每生每年两三千元上升到现在的六千元左右。在这样的政策刺激下，高校入学率迅速提高。中国普通大学本专科招生人数已从1999年的160万人增加到了2010年的657万人。大学数量也从1999年的1071所，增加到2008年的2263所。
扩招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一个繁花似锦的效果，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占地几千亩、乃至上万亩的大学比比皆是。学院、专科学校的名称已不吃香，一夜之间统统升格为大学。而且一定要有硕士点、博士点、研究生院；要有学校下辖的学院、以及分校区，而且一定要强调创办世界一流大学。
这项措施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百姓说了不算。因为在中国，一项政策的好坏，从来是政府说了算，而且舆论的导向也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政策一出台，报纸、电视立马配合宣传，“实践是检验正理的唯一标准”似乎已经过时。
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困难了。在社会平均工资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的薪酬却在不断降低。从原来的3000元，降到后来的2000元。据北大对高校毕业生起薪的调查，现在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40.9％。在广州，以八百元左右的起薪来招聘大学生的企业，已经屡见不鲜。对于这些反常现象，我们不去做根本的反思，去考虑一下我们的扩招政策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反而要求我们的大学生改变就业观，去适应低档次的就业、适应待业或失业的情况。
国家没有足够的投入，学校规模却在迅速扩大，经费自然就要转嫁到学生身上。有记者调查，一个学生的正常费用，每年都在1万元以上。4年下来，家长培养一个本科生的成本至少要在4万元。对此国家不从根本上去考虑降低学费，而是强调国家有贫困生政策，认为不会有贫困生会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我们姑且不论银行对助学贷款的冷淡以及关于贫困生标准制定上的问题。我们甚至也不考虑大学毕业生要几年才能还上助学贷款，要几年才能买得起房，要几年才能为结婚生育筹足钱。眼下的实际情况是，因为惧怕高额收费而让孩子放弃上学，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我们现在的大学规模恐怕可以说在世界上属于一流了，然而“大的大学并不意味着就是好的大学”。试想，在大陆两千多所大学中，台湾居然只承认41所学校的学历。在江苏，台湾只承认南大和东大两所学校的学历，真正是欺人太甚。记得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而中国现在的巨型大学，有的仅仅是大楼，缺的恰恰是大师。歌星、电影演员都可以被我们的著名大学聘为教授、院长。而在美国，退休以后的基辛格博士，曾想去普林斯顿大学认教，却被拒绝。
大学的发展自有它成长的历史和逻辑，试图用大量的金钱、崭新的大楼来造就出“世界一流”高校的想法，只不过是自欺欺人。201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