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刀子架在颈梗上，脑壳下了碗大个疤”。这是湘西土家人在大革命时期传唱的山调调。调中充盈着豪情、雄性、勇敢、傲然和义无反顾。土家人心口相谐、言行相契，如此唱也如此做，坐不更名，行不改姓，连做强盗土匪也从不暗偷暗摸，而是明火执仗。这种作派和风格凝成一道巍峨刚健的峰梁，横贯大地，雄视古今。
将历史的大树删繁就简，循枝叶而究根柢，不难发现土家在其漫漫修长的历程中所经受的磨难之大和历练之久。长期生活在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社会的土家人，世代于山穷水恶、偏僻狭小的天地间茹毛饮血、咀辛嚼苦，而他们又并非居于方外边塞，而是封建中央政府统治的卧榻之侧，汉族统治区的肚腹之间。这就决定他们必须与天斗，更要与人斗。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中，必须得有强悍的体魄和联结成一体的团队。在铁血政治时代，没有铁血的抗争和以暴对暴，就没有生存的土壤和生活的尊严。土家人有一个近乎残酷的习俗，叫做“婴儿炮烙祭”。据说，男婴生下后，便用青竹浇油烙脚，一直延续到成年。经炮烙之后的脚板即便踩踏碎石荆棘而无碍。土家人尚武，认为有多大本事吃多大饭，“三脚猫”的功夫是不能仗剑扶犁横行天下的，故而把习练武艺当作其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的先祖廪君就是一位武功了得的首领，传说他尤其善于掷剑，每掷必中。廪君的巴师也天性劲勇，以剑钺戈矛箭镞为武器（在现今出土的诸多巴人随葬物品中，多为兵器）。由于巴师勇敢善战，多出将才，故民间一直流传“巴有将，蜀有相”的说法。从土家的族徽和饰物来看，他们以虎为崇拜物。虎的身形及腾挪扑跳，威猛异常。虎，那其实就是土家人心目中高扬的“武”帜，寄托着他们希望和梦想。土司王更是将土民的武艺如何，看成是影响他治下地盘的决定因素，因而实行“兵农合一”的制度，让他治下的土民，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土司为强化尚武和集体精神，还着力于土民的教化。利用宗祠训育；利用庙会集会说唱英雄豪杰仁义之士——在土家人物传说中，绝大多数是关于英雄俊杰类的，如《灯下结拜》、《环山建城》、《白莲教的传说》、《覃王》等；通过建庙立碑树牌坊等形式，来熏陶、感染土民。在军事上，实行严格的训练和节制。在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间隙集中训练，致使战士惯熟战阵；战时，土司命令“只许击刺，不许割首，违者与退缩斩首！”故而兵战时，土兵不计个人斩首数量，只是拼命追杀，奋勇向前，既可逞匹夫之勇，又能保众志成城。
就这样，土家人在与自然、与他族、与灾难的抗争中，将一种强悍、义烈的尚武之灵渗入民族的健壮之肉，用鲜血和生命熔铸成伟岸挺拔、快意恩仇、钢骨雄魂的文化基因和个性光彩，闪耀出一种灿烂和酣畅之美。他们唯纯朴而憨实，所以直截了当，眼里容不得尘沙，甚至于睚眦必较；唯长期受他族歧视，故尤其容不得污辱和轻蔑；唯地盘有限，故为了撮箕大的峪，簸箕大的天，也会殊死拼杀；唯山高水险，瘴厉虫恶，衣不蔽体，食难果腹，故轻生重义，卫诺必诚，不爱其躯；唯地属蛮荒，偏远朴野，少受中原文明熏化，故狂放不羁，难于“低眉折腰”；唯忠诚侠义、赤胆宣照，故与他族既使“兄弟阋于墙”，亦能“外御于侮”。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历史上，土家人为反抗朝廷的横征暴敛，为摆脱中央政府的辖制，或是为夺取更多土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举起武器。大的战争数十起，小的以千百计。赫赫有名的战神有战国巴蔓子，东汉相单程、覃儿健，五代彭士愁，明代覃、向大坤等。正因为土家的胆坚铁石，志烈秋霜，侠骨猎猎，傲岸难驯，封建朝廷不得不让其梗阻于肚腹肠胃之间——想吞食而不得消化，只好采取绥靖政策，对土家地区实行羁糜。自五代始至清雍正止，土司自相镇抚，时间长达八百年。待到“改土归流”，迁入大量汉民，实行汉化政策后，清才得以将土家地区逐渐纳入鞭策范围。然而，土家人又是明大义、识大体的。他们为了国家和信义更是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据地方志载，土兵“尤常调以致胜，每有征伐，辄荷戈相向，国家倚之为重”。且不说殷商时参加武王伐纣，秦末随刘邦平定三秦之乱，明朝中叶抗倭，仅就二十世纪，就值得浓抹重彩：为响应蔡锷讨伐袁世凯，湘西的革命党人创建了湖西护国独立军；为反抗国民党，桑植暴发起义，建起红军队伍，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抗美援朝，仅改造后的“土匪”就有2万人浴血沙场……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更有那侠义风骨的民族精英抛头颅，洒热血，义薄云天：南北大侠杜心武，刺杀慈禧，加入同盟会，誓死捍卫孙中山；汤子模悍然扣留日本舰，逼其道歉，大义凛然；谷壮猷，参加武昌起义，被国民政府赐予“开国将士”匾额，后为护国而英勇就义；贺龙元帅，领导南昌起义，拉开了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的序幕；余志奎，国民军第十九路军副师长，为抗战牺牲于上海……正是这些禀赋着土家先人“叛逆”精神的人杰，用自己的生命和行为，将民族的血性升华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