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万事蹉跎，最怕见的是自己的老师。因为老师曾经寄希望于我，而我却辜负了他们。但老师对学生，好比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常常护犊子。即便他们不那么成器，也依然加以爱护甚至偏袒。
费老师和蒋老师是一对夫妻，恰巧先后任我小学阶段的班主任。班里数我年龄最小、个头也最小，但头脑还算聪明、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所以夫妇俩都特别喜欢我。我的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讲解。蒋老师还把我写的诗加以修改润色，推荐作乡土教材。小学五年级时，我当上了学校红小兵团长。可团长并不以身作则，常常策划同学别出心裁地淘气。蒋老师似乎并不生气，还对别的老师说：“方言组织能力强，将来可以干大事。”
离开学校近四十年，再没有见过他们。但夫妇俩对我的情况依然清楚，因为他们一直在关心着我，一有机会就打听关于我的消息。人生如棋局，可我却不时出昏招，丢失了许多上进的机会。最近见了老师，原以为两位老人会批评我，没想到蒋老师说：“人的命运并不完全是由自己掌握的。”费老师还说：“方言是有个性的人。”老师的谅解让我越加汗颜，顿生悔意，倘若当初多想想老师，我就应该更加努力向上，而不可以如此放任自流。
读高中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姓周，家庭出身不好，大鸣大放时，一不小心，就到了“右派边缘”，从此变得谨小慎微。周老师多才多艺，语文课上得极好，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在课堂上声情并茂地朗诵课文的情形。周老师爱语文、爱学生，尤其偏爱语文好的学生。临毕业时，我写了一张攻击性很强的大字报批判学校领导，全校上下议论纷纷，有人指责我过河拆桥。但周老师却悄悄告诉我，文章写得好，是鲁迅笔法。在他眼里，我将来也许能成为一名作家。
二十多年后开同学会，周老师见了我就问：“方言，还写文章吗？”我回答：“偶尔写一点。”老师又问：“有没有发表，有没有出书？”见我摇头，老师似乎有些失望。但他还是把我写的一些小说和杂文带回去，仔细看过，还很认真地作了圈点。电话里，周老师连声说：“东西是好的，东西是好的。只是唱的不是主旋律，发表恐怕有困难。”对我的写作，他的心情很矛盾，想鼓励我，又怕我捅出篓子来，只能再三嘱咐我要小心。后来，周老师在许多场合说：“方言是怀才不遇。”然而，我深知自己所谓的“怀才”，只是有一点小聪明而已，浅薄而又懒惰，是注定要“不遇”的。老师的爱惜，让我愧不敢当。
最怕见、但又想见的老师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他叫李厚生，书生加情种。“文革”中，和自己的初恋情人成了对立派。双方武斗，他女友宁死不做俘虏，从楼上跳下来摔死了。李厚生从此沉溺在情天恨海，不能自拔，靠抽烟喝酒来消耗生命。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记录他的悲剧人生。虽然李老师对生活已然不抱太多的希望，但对我却寄予厚望，常常给我开小灶。初中毕业时，他送我一本书——《中学物理解题方法》，说高考总要恢复的。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考上名牌大学，成名成家。可我还是让他失望了。听说方言没有上大学，李老师有些茫然。
后来，听说李老师因为酗酒而神精麻木、近乎痴呆，上不了课，被调去当门卫。不久连门卫也不能胜任，就病退回了老家。我一直想去看他，却不知道见了面，我能对他说些什么。犹豫了好多年，终于没有成行。前不久，有消息说李老师已经不在了。我打电话去他退休的学校询问，证实那是讹传。但校方只知道人还在（有人代领退休金），“据说情况不好”。至于李老师的情况不好到了怎样的地步，他们并不清楚，我也不想知道。虽然我还有机会去看李老师，可除了烟和酒，我并不能给他带去任何安慰。无论去还是不去，都令人揪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