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来闹新春。”就着新年伊始的喜庆之情，体验灯展、焰火点燃的盎然春景，回味刚刚过去羊年留下的良好印象，我仿佛又年轻了许多，进而油然想起了童年时代的“拒门耍孩儿”。
“拒门耍孩儿”，粗犷淳朴，厚重沉实，亲切自然，雅俗共赏。那娴熟精湛的表演，那红火热烈的场面，那浓重而火爆的喜庆气氛，至今使远近乡邻啧啧称羡，念念不忘。
拒门堡村的耍孩儿班子，是一九五一年由村民于占水、白子英、姜栓虎等老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本无姓无名，后来唱得火了，具有独特的风格了，才被人们随便称之谓“拒门耍孩儿”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刚刚翻身作了主人的穷苦农民，千山万水都充满了激情。他们欢呼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洋溢着对党、对新社会的无限热爱；他们心潮澎湃，彻夜不眠，挂红披彩，狂欢喜庆，在自信的旋风中表达着自己乐极了的心情。大字没识一箩筐，却有的是胆子，放下锄头，披挂上台，就敢把一台连一台的好戏唱下来，而且一唱就是一个正月。搭台唱戏纯属村民的主张，老百姓的意愿，不用国家、集体一分钱。起初，于占水、白子英他们人手不够，唱不了耍孩唱二人台，《走西口》、《挂红灯》、《刘胡兰》、《白毛女》……翻来覆去，一正月唱好几遍。但群众久看不厌，场场爆满。一九五七年实行农业合作化，戏班人员迅速增多，于是白子英他们便请了老艺人七师傅作指导，又招纳了郭义、刘明仁、邢员子等演唱人员，改唱了耍孩儿，不仅成功地移植了原二人台所有剧目，而且还新排了《王喜儿赶脚》、《狮子洞》、《打佛堂》、《金毛鱼》、《七人贤》、《八马关》、《过街楼》、《对联珠》、《送妹》等十余个传统剧目。一九五九年，村民王维元利用夏锄空隙，发动村民义务建起一座规模“空前”的大戏台，白天劳动，晚上唱戏，社员就是演员，演员原本就都是社员；唱戏的不挣钱，看戏的不掏钱，唱戏的和看戏的都有了一个展示自己喜悦心情的机会和场所，一张张皱巴巴的脸上绽开着一朵朵鲜艳而瑰丽的山菊花。
任何时候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文化的渗透与冲突都是以民族凝聚力为核心而展开的；任何民族的精神文化都有传承性。因此，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就不能只看那一连串的经济数字，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是一种价值的整合和文化的重塑。换句话，当一个崭新而文明的社会形态出现以后，人们就要倡导进步，倡导和谐，呼唤新思想、新文化，这种意识表现在农民身上，他们就要重塑自己所熟悉的“英雄”，哪怕他们“讴歌”的“英雄”正是他们刚刚推翻的那个社会的代表，他们照样唱得开心，唱得自在，唱得扬眉吐气。
一通“攒兔儿”还未结束，台下早已挤满了人，大人、孩子，还有那外围拥来拥去从不“安分”的青年人。大冷的冬天，提前几个小时等在露天剧场，彻骨的严寒，直冻得人彻骨地疼痛。有时，人们实在忍不住凛冽寒风的肆虐侵袭，就会跺脚取暖。一个，两个，一群，有时可演变成上百人的大活动，浑厚而雄健，迅猛而嚣张，霎时，台上台下，“乌烟瘴气”，尘土飞扬，好一场杂乱而无章的踢踏舞。每逢此时，烈属大爷潘春就会从人群中跳出来，义务“打场子”维持秩序，他一手拿着一顶烂皮帽，一手举着自己的一件破皮袄。于是，雷动的跺脚声和人们的哄笑声，就会在一阵烂皮帽、破皮袄的覆盖中只剩下“嘻嘻”声了。一场戏下来，潘大爷不是找不到帽耳，就是袄、袖分家，当时，我母亲就没少为他缝补由此弄破的皮袄、皮帽。其实，最具号召力的还是白子英的小锣。只要白子英的小锣一响，台下立刻就会凝声屏息，鸦雀无声。
随着浓烈尘雾的散尽，台上渐显灿烂而辉煌。史广成在锣声中身披袈裟，手执马鞭，一步三摇地出现在前台：“出家常在外，到处是我家。”那方方的脸，板板的嘴，软绵绵的身姿，软绵绵的道白，人们说他是天生的“唐僧”。刘明仁也是天生的，宽宽的脊背，粗粗的熊要，个大体魁；突突的前额，腆鼓的肚子，生就一个活八戒。王方，浓眉大眼方脸膛，平时走路就扭扭捏捏，自带三分戏，什么黄桂香、秦香莲，简直是借尸还魂。他口含发辫，双膝跪地，两手一搓，一个“儿咳呀”总能呼出那么一帮“替古人担忧”的人来。刘旺老汉，没听说曾跟谁学过戏，但从来也不放过“露两手”的机会，五短身材、浓眉大眼，硕大的头颅被人取作绰号。化妆了的刘老汉，沾一脸黄毛，裹一身黄袍，瞪瞪眼，龇龇牙，六十出头的人了，还踢一个飞脚，放一个大叉，外加两个笨拙的前滚翻，边翻还边自我介绍说“一个牛头十四斤（我是牛头狮子精）”，好不逗人。刘银柱是个好演员，他武艺高强，技艺精湛，表演到位，尤其是“山大王”登场，大叉跟头连珠表演，是个难得的人才。可是在我的记忆中，他好像生来就家境不宽，穿鞋老露着脚趾头，似乎有两次就因鞋不跟脚，在表演踢飞脚时，将鞋子象射榴弹炮似地拖着烟尘踢进了台下人群中……
“拒门的戏，烂鼓烂铜器”。就是这些长辈们，竟把耍孩儿这一丰厚的历史文化沉积，作为独特浓郁的民族珍贵遗产唱给了拒门堡及周边村落的人们，并成了我们流金岁月中的经典记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间，该剧团应邀前往内蒙古原丰镇县、凉城县及我省左云、右玉、大同县部分村庄演出，甚至常年不归，几乎成了专业性剧团。一九六一年夏，因自然灾害停演。一九六三年春，国民经济好转，在村民范茂林的倡导下，从原大仁县耍孩剧团请来柴二虎、刘彩英夫妇作指导，再次将戏班搭起，并新排了《刘家庄分家》、《挑帘》、《翠屏山》等传统剧目，“拒门耍孩儿”再红长城内外。“文革”传统剧目禁演，群众组织的业余戏班改归生产大队，“拒门耍孩儿”也改称“拒门堡生产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经费由生产队集体支付。《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从革命京剧样板戏移植过来的现代耍孩剧目照样唱红了口里口外。后来，终因大队管理不善和经费不足，加之现代文明的冲击而与其他村庄的戏班子一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走完了自己的全部历程。
“拒门耍孩儿”，山野，草莽，但功不可没；小康社会是一种文明形态，但在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弘扬历史文化，以培育民族精神，增强人民群众与政府的凝聚力，同样重要。正如鲁迅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进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