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道光年间，汾阳肖家庄出了个秀才，名叫吕耀堂。这人生得五官端正，眉清目秀，文质彬彬，一派儒雅，人们都说他将来不是进士，也是个举人，有的人甚至说他是文曲星下凡。他五岁开始习诗，十来岁时便出口成章，很受乡邻们的称赞。
吕的家道甚好，祖上留下一百亩好地和一宅三节子的高墙大院。这院虽比不上豪门大富的院落那么排场，但也是很讲究的。
三节院的正房、厢房、客厅整整二十间，特别是上房四间的廊檐，虽不是描金彩绘，但廊深柱粗，特别是柱下四个石鼓，上面的石雕令人赞叹不已。那人人马马，花花草草，东东西西，都像活摆在人们面前一样。
吕家正屋的门顶，还悬挂着一块大匾额，上书四个楷体金字，内容为“诗书济世”，是太平村曹进士的手笔。
吕耀堂在这样的院中长大，不知不觉中，就有了些孤直清高、不落俗套的脾性，在人们的眼中，就显得有些古怪。他曾立誓不中举不娶亲，然而，他才学虽高，却天不如人愿。从十九岁开始，屡试不第，不第屡试，眼看已过不惑之年，他知道自己在科举场上不行了，便在一个八月十五的中秋月夜，怀抱二老爹娘的灵位，大放悲声，随后又扬起右手，将自己“劈劈啪啪”打了十几个耳光后，发誓不再参加乡试了。
于是，他将头一节院中的客厅打扫开，又请木匠割了十来副桌凳，为农家的孩子们办起了学堂。
他对学生们的要求十分严厉，学业上稍有疏忽，就用竹板子打手、打屁股，学生们有时很恨他，背地里叫他“吕阎王”。可学生们又都很感激他，因为他不仅不收学费，还常常为孩子们购买纸墨笔砚等学习用具，还管着几个穷孩子的吃饭。
吕耀堂坐吃山空，几年下来，上百亩好地已逐渐易为他人所有。无奈，只好进城找舅爷借钱，不然学堂眼看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此时，他舅舅已七十余岁，家大业大，儿孙满堂。他进去时，舅舅正坐在太师椅上抽烟，见他进来也不开口，示意下人看座沏茶。
吕耀堂坐在椅子上，手握着茶杯不住地看杯中的茶叶，不知如何开口。上天揽月易，开口求人难呀！他如坐针毡，忐忑不安。他舅舅则若有所思地抽着烟，等他说话，等了半天听不见他吱声，便开口道：“是不是没钱了？”听得舅舅问，他忙不迭地回答：“是、是。”舅舅知他当领孩王当得连田地都卖了，但又知他是个劝不醒的痴人，就随便问道：
“要多少银子？”
“五十两。”
“就五十两？”
“就五十。”
少顷，下人取来银子，放到他面前。他并不急于取银子，却从怀中掏出预先写好的借据，双手捧着送到舅舅面前。借据用蝇头小楷写成，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借款人“吕耀堂”三字上，还盖有鲜红的篆字印鉴。
舅舅苦笑着摇了摇头，看看外甥那一身穷秀才气，眼圈不禁有点发红。
吕耀堂毅然辞别了舅舅，回家一如既往地教他的书去了。一晃十年过去了，他每年向舅舅借银五十两，累计整整五百两。而他的弟子有的成了进士，有的成了举人，做官的做官，经商的经商，个个都以受业于吕耀堂门下而自豪，吕耀堂成了远近有名望的人物。
同治十一年，正当吕耀堂名震四方、求学者门庭若市之时，他却卖掉了自己最后的一笔财产，也即祖传的三节子大院，把借债如数还了舅舅，并向舅舅如数要回借据，一一清点后，郑重其事地一一置于火炉之中，直到看着一张张借据在火中燃烧，尔后化为灰烬。
回到家，他请木匠割了一个牌位子，用蝇头小揩为自己写上名字。随后，又把祖宗的牌位一一用布擦了又擦，揣入怀中，扛了把铁锹径直朝自家的坟地走去。一路上身板直挺，目不斜视，过往有人打招呼，他也不吱声，村人平素知其古怪，也不计较。转回家中，他又把自画像挂于屋中央，烧纸奠酒祭祀了一番。
后来，村中再也看不到吕耀堂的影子了。人们在他家的墙壁上，发现有这样的题字：“今日去红尘，北邙路上行，在世二万七千零九日，去后不少他人半分文。”
他走了，走得无牵无挂，走得杳无声息，走得无影无踪。
这年，他五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