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突然倒下的那一刻，我其实是睁着眼睛的，我看见屋顶上的油桐树离我越来越远，蓝色的天离我越来越远，整个世界都离我越来越远。终于在倒地那一瞬我看见了正午的太阳，是那样刺眼，我闭上了眼，两耳轰鸣。乱七八糟的声音响了起来，老头子紧张焦急的唤我的声音是如此的清晰，只是其他的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全都化为夜一般的浓重。
后来我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连一个手指头都无法动弹，但意识却愈渐清晰，仿佛一个流连世间的魂魄，想起了许多久远的事情。久远到仿佛我就要忘记了，仿佛又刻入骨血，融进生命里。
生离：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犹记当时年少，绿衣黄裳。
1964年6月21日，机关大院里的梧桐在大道两旁茂密如云，夹竹桃开的如火如荼，一辆政府牌照的汽车从大道上开了过去。我站在窗户面前，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父亲带走了，妈妈站在我的后面，用手掌着我的肩，她的身体都在颤抖，我回身抱住她，才发现她已经这样瘦。
昨天我去找了他，钱姨说他去了重庆，我只好跪在大门口等首长回来，一直跪到夕阳西下，钱姨不断的劝我，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我心里只想着我不能让爸爸因为那些空穴来风的事情去坐牢。他妈妈一直都不待见我，如今我家遭了难，她连见都不屑于见我。直到首长回来，他一脸痛惜，亲自把我扶起来，我拿哀求的眼神看他，甚至于又要跪下来，他都只是无可奈何的叹气。最后把我请进屋里，让钱姨给我端了一杯开水，我握着杯子听他讲那些无关紧要的话，足足听了两个钟头，滚烫的水在我手里直到冰凉，也没有听到他说一句能帮忙的话。我彻底绝望，把手里的杯子原封不动的放回了茶几上，就这样告了别。
回到家里，爸爸已经收到好几份文件，在客厅里的灯下带着老花眼镜细细查看，我冲过去，一把抢过来撕的粉碎。爸爸取下眼镜，就这样望着我，一个字也没有说，最终我扑在他怀里哭的昏天暗地。当晚我我们一家三口都没有睡意，妈妈坐在沙发上给爸爸揉脚，爸爸有风湿，早年参加战争的时候留下的毛病，如今年纪老了，一逢阴雨天就要发作。幸好北京天气干燥，平日很少受病痛之苦，但仍旧每天晚上都要用药水泡脚，再让妈妈揉一揉。这是爸爸妈妈多年来的习惯。
半个月前我才从安徽回来，我大学还没毕业，当时在安徽帮一个工程队做图纸，听到妈妈打来的电话我就急忙赶了回来，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他其实是跟我一起在那边实习，听说我们家出了事他也赶了回来。其实我们两的关系早就在同学中间不言而喻，家庭背景上又实在很相配，只是大家都没有点破，他也没有说什么承诺的话，但其实在我心里，早就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只是这一次，他的做法难免让我寒心。
爸爸被带走的第二天，妈妈就病倒在床上了，我去找医生，医生都不愿意到我家里来，但我们家汽车都被没收了，不止汽车，所有的一切都被没收了，不过幸好，房子给我们留下了。我没有办法送妈妈去医院，只好自己去查资料翻医书，在药房里买了几副中药给妈妈熬了喝。妈妈情况越来越糟糕，爸爸的审判结果还没有出来，可我只能硬撑着，偶尔在夜里哭一哭，不然我真的会发疯。有时候也会怨恨，怨恨麻木不仁的人心，怨恨他。
在安微的时候我总是会为图纸熬到深夜，第二天早晨精神都不好，眼底下有一片乌青，每一次都是他先发现，早早的到干部食堂替我领一个鸡蛋，拿到我面前来：“来，揉一揉。”我笑他：“这有用吗？”他收回去，在自己脸上揉几下：“瞧，有用，看我皮肤这么好，就是揉出来的。”我笑得神清气爽，把熬夜的郁结都忘得一干二净。中午工程队收工晚，我在工地上一呆就是一上午，水也喝不上一口，还要给工人解释图纸。工人是当地招的，有时候看不懂我的意图。他每天就先替我打好饭，等我吃完他还要帮我洗碗，我每次推脱他都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与工人打成一片，团结互助。”我知道他们家为他打点了一切，他不用像我一样风里来雨里去，时间多的很，只好随他去。
只是没想到我回了北京他也回了北京，可是当我下了决心要去求他的时候，他竟然悄无声息的去了重庆。
没过几天，妈妈情况已经好转，我在心里谢天谢地，好歹让我翻对了医书。她总是会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无话可说，只能回答快回来了。没两天爸爸的审判书就下来了，当我看到判决书上“叛徒”“汉奸”的字眼，仿佛五雷轰顶。我连忙收起来，可是眼泪止不住的掉下来，心中一遍一遍的问自己，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我只能把这个消息死死瞒着，寸步不离守在妈妈身边，只等妈妈痊愈之后再告诉她真相。
我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主动搬离机关大院，这里的军人家属嘴巴上都没个把关的，万一被妈妈听到，只能雪上加霜。我在一个小胡同里找到房子，和几家人一起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妈妈的身体已经好的差不多，她问我为什么要搬出来，我说我不想呆在那个地方。妈妈没再说什么，我知道她也对住在一个大院里的爸爸的同事失了望。我们在四合院里住了半个月，期间去学校办了肄业手续，可没想到这个时候他竟然找过来了。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洗家里的被子，就见到杨秘书在院门口张望，我擦擦手上的水，迎了出去。
“杨秘书。”我这才发现我声音都是抖的。
“小周同志，现在有空吗？”
“有空，你有什么事。”我回头望了望家里，又回头对他说：“你先等一下。”我进了屋子，对妈妈说：“妈，我同学有点事找我出去，饭菜在锅里，你先吃着。”妈妈精神已经很不好，我只听见她轻轻的嗯了一声。
我跟着杨秘书上了车，一路上我都在想他会对我说什么，却又觉得连他爸爸都帮不了忙，他不声不响的离开这样的做法完全没有什么错，我们之间能算个什么。
没想到是我们一起读书的学校，这时候学校的湖里正开着一朵一朵的白莲花，飘在水面绿色的荷叶上，安安静静的，像一盏一盏河灯。他正站在湖边，穿着一身军装，绿色的，就像一棵树。警卫员在不远处站着，我走过去，站在他后面，听见他轻轻叫一声：“雨潇。”他从未这样亲密的叫过我的名字，就算我们已经相识了六年零三个月。我轻轻应了一声：“嗯。”他转过身来，我看着他的脸，一如既往的好看，好看到让我心中那些怨毒瞬间烟消云散。
我听见他又开了口：“雨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