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友说，一座北方的城市如果多了几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也就多了几分灵气，我的故乡在山村，因为两条交汇融合的长河环绕，也多了几许青山绿水的秀美。
不知两条河是何时形成的，似乎也无从考证，从我的爷爷记事起它们就一直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静静地流淌，然后在村子的东南角汇到一起，继续向东直至下游水库。两条河各有长短，长的一条发源地据说在山西，奔流至此已近尽头，河里基本全是细沙，所以起名叫大沙河。短的一条叫板峪河，可溯源至本县最北的高山之巅，流经不过几十公里，河里更多的是石头，到我所在的村子里石头已被冲磨得光滑白皙。有趣的是河里的石头不管大小都遍布着形状各异的坑，传说当年康熙驾临五台山途经此河，轿夫疲惫却在河中无平坦处可以落轿歇息，康熙一怒批评说板峪河的石头真不长眼，从此这里的石头就都长上了“眼”，然后也就有了板峪河的石头有眼的传说。
因为故乡在山村，受河流困扰最多的自然是山洪，每每夏季暴雨肆虐之际，两条河便咆哮不止。洪水席卷着山羊、鸡、猪、树木一起奔流，一人多深的河水淹没了庄稼甚至到山脚下的农户门口，玉米的青苗或被洪水冲走或被折断，几乎一季的劳作顷刻间变得颗粒无收，靠天吃饭的村民们从痛心伤到绝望。
于是人们下决心要整治这两条河，动工时间定在十一，现场指挥是我的爷爷，村子里的村长。
我没有亲眼目睹村子里甚至邻近几个靠河的村子里这项迄今为止最壮观的工程，因为参与改造工程的我的父亲那时也不过十几岁。但我可以从爷爷的讲述中想象那个热火朝天的场面是多么伟大，在那个一切为了毛主席的年代，人们一定是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劲的。两条河的改造工程前后进行了差不多两年，板峪河的两岸蜿蜒五六里全部垒成三米高的石堤，水泥勾缝，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次次抵挡着洪水的洗礼；大沙河的两侧三、四百米宽都种植了杨树、柳树和几百亩的芦苇荡，一直给人们回报着可观的收入。我不知道那个年代有没有流行今天这样的国庆献礼工程，如果有的话，那么长堤和芦苇荡一定是最好的礼物。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长堤和芦苇荡赠予我更多的是快乐的童年和美好的初中时代。
光着屁股在河边的芦苇荡里摸鱼是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情。大大小小的鲫鱼、鲶鱼、白鲢一起穿在柳条上，那是我们一群孩子最惹人注目的收获，遗憾的是大人们都很忙，那些鱼基本都便宜了家里的猪。一旦猪上火不好好吃食的时候，母亲就会把我和弟弟摸回来的鱼毫不犹豫地倒给猪吃，不知道我家养过的猪们在被卖出时会不会记得那些鱼儿的滋味。
而长堤赋予我更多的是思考和忧郁。初中时到四里外的村口上学时我会经常刻意绕行到长长的护河石堤，在上面行走时低头记忆着它的坎坷，在下面避风时伸手触摸着它历经风雨的沧桑。而今在为国庆安保和演出忙碌之时，有谁会记得几十年前苦难的人们挨着饿用手筑起了这样一条保护生命和财产的长堤？
我喜欢在周末的黄昏坐在长堤上，听着潺潺的流水，吹奏起心爱的长笛。远处炊烟升起的乡村沉浸在一片雾霭里，在悠扬的笛声中独自安静地看着天色暗去。
几年后我离开家，到县城，到现在的城市开始了我的高中、大学和成家立业的生活。现在很少再回到家乡，偶尔我会回去看它们，可带给我的只有感伤。
连续的干旱让大沙河只剩下不到原来十分之一的水流，这让人们感觉它再无泛滥可能，所以大沙河两侧的树木被砍完，芦苇荡被铲平，河岸变成了煤炭中转站。煤尘飘进河水，加上河中游的洗矿厂、洗煤厂，乌黑的的河水里再也见不到鱼虾，大沙河死了。
苟延残喘的板峪河三季断流，即使夏天的威猛之流也大不如前。河岸的长堤缺乏修葺已风雨飘摇，它佝偻着身体坚持伫立着，似乎期待一场特大洪水的到来，以自身的毁灭给人们发出最后的警告。
社会在进步，我们从吃糠咽菜的五六十年代跨入了飞速发展的新世纪。我们可以坐飞机追赶五百年一遇的日全食，可我们用什么追赶已经磨灭的记忆？只有一支拙笔几页白纸在黑白交错的文字间书写着心中的芦苇永青，长堤不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