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祖师创楚辞，文苑绝响吟《离骚》。
中国诗歌史上有两大源头，其一是北方文学的代表作《诗经》，其二是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方作家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创作形成的《楚辞》。楚辞的作家生活于山清水秀的南方之地。楚地民族较之中原发展相对落后，神怪思想深入人心，“巫风”盛行，接受北方“诗礼”文化的熏陶比较微弱，更多地倾向于急躁、偏执和狂放不羁。同时，由于多次遭受异域邻邦的攻伐和伤害，他们在困境中崛起，发愤图强，奋力抗争，才赢得自立于南方的独立地位，因而，积淀了强烈的宗土观念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南北文化的不断撞击交流中，北方文化的理性精神逐渐向南方文化渗透，造就了以屈原为代表的一批富有锐意革新、勇于开拓精神的志士仁人。
屈原的楚辞作品约有23篇，《卜居》和《渔夫》两篇的作者难以确定，可能是熟悉屈原的楚人追记屈原事迹。屈原的代表作是《离骚》，计373句，2490字。《离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篇长篇政治抒情诗。它是屈原政治生涯的写照，在某种意义上讲又是理想破灭的绝命诗。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对屈原的悲剧结局寄予深切的同情，联想到自己因李陵之祸株连，蒙受不白之冤，横遭“宫刑”这样的奇耻大辱，引发内心强烈的共鸣。司马迁对《离骚》这篇作品作了鞭辟入里的评析：“‘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太史公恳切地赞扬了屈原渊博的历史知识，明锐的政治见解和高超的艺术素养，突出了屈原文学家、政治家的高大形象。屈原在这篇自传性诗作中，倾诉了自己的人生三部曲：少年时的美好幢憬；青年时参与改革的艰涩；盛壮之年蒙冤放逐，遭受迫害的灰色尾声。其内涵丰沛的情感如奔腾呼啸的长江流水，一泻千里，时而曲折逶迤，时而大浪排空，时而平缓幽咽。理想追求及其破碎；蒙冤流放，不能容忍昏君、佞臣误国殃民的怨愤；最终只能埋葬“美政”理想的绝望，绝望也摧折不了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孤傲与自信；对故国故土万死不变的眷恋深情----这些复杂情感的交织，凝炼出焕发光彩的屈原精神：“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求理想意识；“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民生观念；“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固前圣之所厚”的峻洁政治品格；“其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之以身殉国、舍生取义的爱国美德。这种激烈狂放、呜咽悲怆、坦然从容的浑茫气象，在中华文明史上辉煌了2000余年，也使华夏子孙感动了2000多年，激励着他们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奋力行进，“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王芳回忆录》记述说，毛泽东在讲到屈原时，说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如《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中国状元写不出好的东西，好文章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穷秀才写出来的。
贞洁清廉历劫难，碧波无意掩忠骨。
《屈原列传》是有关屈原事迹的最早记载，此前关于屈原的史料及其少见。因为司马迁的遭遇与屈原十分相似，所以《屈原列传》满篇激情，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司马迁记述了屈原的身世，才干和在楚国担负的职责，以及屈原的冤家对头上官大夫、子兰、郑袖等奸佞之辈几次三番进谗言、迫害忠良的过程。历叙了屈原遭谪迁后楚怀王被张仪的政治骗术所蒙蔽，外交失利；军事上楚军连连战败失地；怀王中了圈套，入秦后被扣作人质，客死他乡；屈原痛心疾首，回天无力，理想破灭，怀石投江。最终楚亡于秦。《屈原列传》以生动的历史画面展现了屈原在忠与奸，公与私，方正与邪恶的斗争中的鲜明立场和敢于抨击昏君奸臣、黑暗政治的清正气节。说明了亲小人，远贤臣所招致的家破国亡的严重恶果，突现出屈原高瞻远瞩的政治视野、伟大抱负和“存君兴国”之志的难能可贵。结合《离骚》、《卜居》、《渔夫》、《怀沙》等篇目，品读《屈原列传》中屈原与渔夫对话的情节，使人痛彻肺腑：
楚怀王客死他乡，他的长子顷襄王继位，任子兰为令尹。楚襄王听信子兰谗言，将屈原放逐江南。屈原披头散发沿着江畔行走吟咏，面黄肌瘦，形容憔悴。渔夫看见了问他；“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来到这个地方？”屈原说：“世上都混浊，惟有我一人清白。众人都醉了，只有我还清醒。所以我被放逐了。”渔夫说“凡是圣人都能顺时应变，您为什么要保持美玉一般的节操，自取被逐呢？”屈原说“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抖落衣服上的灰尘，谁愿意让自己清洁的身体去接受外界事物的污染呢？我宁肯投江葬身鱼腹，又怎能让自己高洁的品德蒙受世俗的污垢？”于是屈原写了《怀沙赋》，随后抱石头投泊罗江而死。
屈原对渔夫的劝诫不以为然，因为他坚持的是生命内容的本质统一。他把自己内心高尚的政治理想和人格追求凌驾于肉体生命之上。假如这种他认为至为珍贵的东西遭到破坏，那人活着就虽生犹死，因而他表示“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也不苟活于世而放弃理想信念，所以他选择了投江自沉以殉道报国。诗人的人生态度，体现了战国时期政局纷扰下一类知识分子对自身生命的界定和认知。这种价值取向与渔夫那种洁身自好、保存自我的人生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渔夫的价值观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具有不曾消歇的魅力，时至今日仍然具有相当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生前落寞身后名，汨罗江畔问清风。
屈原死，楚国亡。太史公不幸而言中，楚怀王及其后继者遗留千秋笑柄。屈原本来可以不死，他却义无返顾地选择了投江自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苍凉而痛苦的壮举，熔铸成永不破碎的宝镜。此后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庶民百姓，站立在这一面宝镜之前，顾影自怜，围绕屈原的生死问题，妙论叠出，史不绝书。屈原自沉泊罗江100年后，汉文帝时的贾谊贬谪长沙过湘水时，写了《吊屈原赋》投入汨罗江，以凭吊屈原。借此迂回曲折地抒发了自己郁闷低沉的心绪，迫切地透露出远走退隐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