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岁的时候，我发现了自己眼角渐显的皱纹与熬夜造成的黑眼圈、下垂的眼皮一起开始向世人揭晓我不再年轻的秘密。也是这一年开始，我学会了从皱纹判断一个人的成熟与否，是否上了中年。
敏感地发现，当一个人的眼角终于有了皱纹，他的说话、做事都将比以往少了些傻气和冲劲。长着皱纹的脸看多了，开始喜欢看那些皱纹多的脸，喜欢把它当成一幅画来欣赏。那一道道意味着沧桑、阅历和社会经验的皱纹，让生命充满了神奇与不平凡。乡村大爷脸上的皱褶，像山峦，像原上的梯田，黑红透亮；城里教授额头的、眼角的鱼尾纹，白皙透明，浅淡滑润，在沉思的鬓发掩饰下，含蓄而富有涵养。喜欢脸部环境特别干净的那种，感觉他们的皱纹更亲切些，生命似乎更清洌些。当然也无法不去尊敬那些混沌在泥土里、一生都在与灾病困难作斗争的人们，他们的皱纹也常常像他们的眼睛，含混间藏了执着，藏了不解与无奈背后的哀怨。震撼是面对那些皱纹时的唯一情结，比站在展览馆里的油画或者影像前，更具体、清晰、可读、让心感慨。
皱纹不是一日间刻上去的。当阔别了家乡二十年的游子回到故里，当多年不见的亲人重新得以会面，皱纹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冲击。当小我九岁的弟弟终于定了日子要迎娶心爱的女友时，我请假回了家，并且在弟弟婚事的忙碌准备中见到了许许多多村里的乡亲。他们和父母同辈，是我小时候的中年人，而今的爷爷奶奶辈。他们听着蒸糕鞭炮的声音进得院门来，一个个，似曾相识却又不敢贸然相认，他们不识我，因为我从少女到中年妇，变化大一些；可是，对于他们，我同样地不敢贸然相认，他们脸上有着年轻时的轮廓，但是如果不细辨认，却很难知晓他或她到底是他们家的哪一位。在本家四哥身上，我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看到长了胡子、脸色黑沉、走路和说话都和记忆中的二哥一个样时，我脱口而出叫了声二哥，谁知马上遭来了四哥的一阵大瞪眼，他还像孩童年代一样伸起胳膊质问我，“你叫什么？谁是二哥？”我不好意思地笑着，诧异着，久久地陷在这一场错误中。是啊，从读书年代开始，一直在外奔波的我，孩子也已过了第一个本命年，如何能让同样在日子里打滚的四哥原地踏步地等着我呢？四哥长我四五岁，额头上的皱纹明显些，与那些嵌在皱纹间的煤黑印一起告诉我他这几年来过得并不容易，四哥的女儿过来责怪他为什么不顺路带她坐摩托车，四哥只是躲着解释着让着笑着，他说这几年他的脾气越来越小了，被日月磨的。
那一天，我一直微笑着，小心翼翼地与每一个交会的眼神交流，担心着一进门就犯的把四哥叫成二哥的错误再次重犯。那一天来帮忙的人很多，他们出出进进，有当总管指挥的，有负责女戚忙着招待的，和饺子面，贴窗花，包喜糕，说说笑笑，非常热闹；一道道皱纹看过去，心里只剩下了感慨：岁月不饶人。母亲最忙，因为糖尿病一下子瘦了二十几斤的身体看起来有些孱弱无力，但是弟弟的婚事又让母亲非常兴奋，她顾不得疲累，当闹婚的村人把母亲和父亲打扮得像一对小丑，挂着红辣椒、吊着汾酒瓶涂红抹绿的父母亲脸上的皱纹蹙成了人间最美丽的花海。那一天，父母亲一直笑着，我们也都跟着乐呵呵地笑。
当了一生村支书，家境也很好的伯父去世的消息传来是在弟弟婚事后不到二十天。他照样去得突然。一家人在寒风凛冽中放声痛哭，然而无用。伯父在去世前家里只剩他一个人，独自喝了不少酒，他的腿脚有些不灵便，酒后摔倒时身边没有人，可这都不是理由。家人在伯父的笔记本里发现了他早已写好的身后交待，身要葬在北山，阴阳先生要姓韩的那位，孩子他妈少打些麻将，要好好照顾自己等等。伯父去世时七十二岁，距离村人说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还不到时候，伯父就先走了。他在一个人喝着酒时都想了些什么，随着年龄的一年年增长，他的话越来越少是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我在电脑桌前久久地端详着弟弟结婚时给他拍的照片：泛白的稀发，清朗的皱纹，睿智还在，人却去了。

我想我的姥姥，每到年关时。
姥姥是我幼年时就感觉很亲切的一个人，她不太会说漂亮话，也不说那种让孩子们感觉非常非常亲切的话，她从来不发脾气，受不了姥爷的牢骚时，也顶多说一声，“和你说话得抬着棺材”，然后扭头继续做自己的事。姥姥的嘴扁扁的，常常是一个人默默地做事，说不出来的话就咽在肚子里，老年时患了眼疾，失明困在土炕上，一困就是三年。那三年里，她的饭量从一天三顿减成两顿，后来有时只吃一顿，少喝水，少吃饭，就为了少上厕所少解手，少给孩子们添麻烦。我一直想念姥姥，姥姥去世的第二天我回到老家。那时的她已经被放进了棺里，窄窄的棺木，就放在她居住过的屋子的地板上，灶火台前，娇小可怜。我和母亲讲，想要看看停止了呼吸的姥姥。母亲答应了，轻轻地移开棺盖，棺木里，姥姥穿戴整齐，睡得沉实，安静。摸一摸，姥姥的脸廓已经僵硬，面庞上有些柔软的部分，皱纹依然深着，一道一道。不理会母亲的拉扯，我久久地摩挲着姥姥尚未僵硬的手掌，回想那双手当年抚摸我的脸时的亲切，心里一阵阵凄楚。姥姥走了，不用再费心去考虑一日三餐的惶惑和越来越难控制的不断袭击她的如厕的欲望。其实，姥姥每天吃的根本太少，亲戚邻人们给她拿的面包之类的食物都锁在一个小柜柜里，就放在靠窗的位置；姥姥自己拿着钥匙，里面常是满的，她一直在黑暗中艰难地熬着日月。母亲说，姥姥眼睛刚刚看不见时，还能分得清来人的声音，到后来渐渐不行了，有时候甚至连自家的儿孙们的声音也想不起来。为此我曾暗暗地想，在她的记忆里一定有一些人存在着的，虽然不会太多，但是她不应该忘掉他们。可是，现实的状况是，经她照料过的孩子们都大了以后一个个有了自己的工作、家，根本无法经常围在她的身边，有时候一年也不回去看她一眼，以致使她所接触到的人越来越少，记忆也随之减退。姥姥的眼睛没有办法治疗，母亲和大姨隔三差五会去看看她，给她洗衣服。大舅妈因为早年照顾姥爷功成名就，只在过节或者孩子们生日时、吃一些稀罕的东西时送过来给姥姥吃。其余的时间则由二舅家来照顾。
人有的时候只能无奈，尤其在贫困的家庭中，姥爷与姥姥的命运无法让孩子们过上特别富裕的日子，他们也无法指望孩子们带给他们晚年的锦衣玉食。在无法对抗的日子面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