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不是一种头衔，更不是一种身份。如果非要指认，那他只能是一个人类全体或某个群体的基督。他是代众受难而众不领情，身在当下而心在未来。因此，天真者让人羡慕得眼红；幼稚者让人既担忧又庆幸；单纯者让人爱得心疼。思想，实在不是可以轻易触摸的东西。有时候看“思想”打架，我反倒怀疑起“思想家”的真伪了，但是作为人，谁会说自己没有思想呢？就民族而言，思想应该是招引其在大历史中前进的旗帜，但也不排除只是块弄巧成拙的遮羞布；可就个体来讲，思想却常常是苦恼、不幸和悲剧的根源。“人生烦恼识字始”，还有甚者，人生孤独思想始。
在当今所谓社会转型期——这个特殊的历史截面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除了日新月异的物质生活方面的迅速提升以外，思想领域的杂俎、荟萃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就文化融合而言，这何尝不是我们固有文化吐故纳新最当然的契机？在各种新与旧、中与西的文化碰撞中，任何思潮的潮来潮去，是时代的风浪推波助澜的必然现象，目前来说，无论怎样的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以长远的眼光观照，委实是刷新我们民族精神的“凤凰涅磐”，只有在涅磐中才能获得新生。允许各种思想的拿来，但有一个前提，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不能丢。事实上我们丢掉的还颇为不少，并且还在前赴后继地一丢到底，从各种奇谈怪论中听得很清楚，同时从国人的唯“洋”唯“美”的做派上更显而易见。爱国主义思想是支撑一个国家的脊梁，任何时候都要牢记，只有高张爱国主义的信念，才能够重新在政治思想上，统合这个民族，统合当今的人心，只有以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才能统合不同阶级、不同信仰，不同生活目标和道路的人。在民族凝聚力日渐沙化的今天，任何新知新见如果不能坚定上述的爱国主义根本性，尽管张贴的是民主、爱国的标签，只能帮倒忙，误己、误人、误国。只有以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才有权要求所有的人，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斗争！以至在必要时为捍卫祖国而战！国家是一种信念。它的正义性不需要逻辑论证，不需要充足理由来论证，国家存在于那里就在那里，你既生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你的天赋责任就是要爱它，不管它是一个什么国家。哪怕它是女皇制度、天皇制度或者任何其他什么制度！对于任何人来说，爱国是人本的天责，叛国是一切罪恶中的第一大罪！没有什么社会契约，能拥有比国家主权更高的权力。爱国主义必须依靠教育向全民灌输！使它成为一种天然的信念！全民共同的信念！这种信念要从幼儿园《三字经》教起。在近代史上，大不列颠民族、日本民族、德意志民族，甚至小小的韩国也为我们树立了始终以国家主义作为全民族至上信念的政治榜样。中国的知识分子要觉醒起来，敢于担当道义，但要识大体、顾大局，有时候言论的过度张扬反而是病态，是庸医的伎俩，只有服从国家的根本利益，才能体现真正的爱国主义。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失落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五四”以后激烈的反封建、反传统，以及西方势力和日本人的入侵，激发了一次又一次激进主义的大革命。这种“革命”最终在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并走向自己的反面。其中的功过是非，有必要在文化的反思上，求得最广泛的认同感，而此种认同又与爱国主义思想息息相关。
从上世纪初叶以至延续到八十年代，中国文明所固有的传统及其理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破碎化（“解构”）。现代主流意识形态曾以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精神支柱，但近二十年来这一支柱也已坍塌了。所以，中国当代的人文知识界一直处在巨大深刻的傍徨、困惑和重新探索中。人们在寻求新的价值体系。只有找到这个体系，才能激活真正的民主。但是近二十多年来，在欧风美雨的东渐中，在对过去二十年、一百年以及五千年的深刻反思中，有一批人睁亮了眼睛，清醒过来了。如果这些人能在未来历史中形成养育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和国家会是大有希望的。
若论中国文化，尽管我们一贯高标有五千年历史的儒、释、道传统文化，但是根本而论，中国人恰恰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如果说传统的儒家文化长期支撑了中国人的精神殿堂，只不过是游离于道德、伦理的边缘，祈求一种大化玄虚的理想国，而很少有在自主灵魂的扉页上郑重其事地追问思考人本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活？或者说，活着有什么根据，有什么意义？。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自己孤独无助、没有根据之时，便会在绝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唤，渴望世界有一种精神本质并且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就是本来意义的宗教感情，西方文化最优秀的精神就是发端于宗教情感的一如既往的传承，而这又正是我们的精英者流所习焉不察或者说有目无珠的弱视，西方国家有优越的宗教哲学情感，与之相符的文明格局的建立正是从宗教情感这源头活水融注入社会的机体，生发着无穷的生机，我们向西方可以借来科学技术，却漠视了人家的内在精神，当今中国社会的种种不堪，症结所在，难道这不是“先天不良”的标志吗？我们对这样的感情是陌生的。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去苦苦求索，也很少执著于乃至献身于精神愿望的信念。因此，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的精英，若有的话，不乏抱牢古籍述而不作的签注，和穷叹人心不古的自怨自艾。于是我们的理想人格只是能够尽忠人主的愚忠，是说到古代；若说时下，就连那一丁点儿的愚忠也毫无影子可寻了。只能说我们缺少主持正气的脊梁；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我们在精神上容易安于现状，我们的人生模式容易趋于雷同。在这种现状下去奢谈和谐，无异于缘木求鱼。
至于说到民族的劣根性，似乎与人性本恶不无瓜葛：泥土的深层寄生的蛴螬、白蚁之类的小生物天生以嗜啮乔木、花果、禾苗的根本以维持生存的本能，这可以作为先天的成因说其劣根性的——存在的合理或者合理的存在，三皇五帝们无论如何的穷理尽性都无法将其泯灭；再者，人类的文明从草昧茹血的远古告别蛮荒，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学会了稼穑，相对于五谷之外的荆棘葛藤一例可以当做劣根性予以铲除，以便维护禾苗的生长而证明荆棘葛藤的——存在的不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存在。所以说到劣根性，在无可奈何于内在的文明的“天敌”的时候，忠于外部辛勤的拓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