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鲁迅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鲁迅生命晚年仍持一个也不饶恕的态度，可谓不厚道也，实无我礼仪之邦的君子之风，而这也历来为正人君子所诟病。
鲁迅不“通脱”，凡事太认真，确乎如此。但失去了认真，鲁迅为何？一个不愤愤然的绅士样的鲁迅是什么样的，一个愤愤然的胡适是什么样的，这实在令人遐思。当然，遐思而已。
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能没有胡适，他是一个好学者；一个社会的健全不能没有鲁迅，他是一个好的鞭策者，民族灵魂的拷问与自拷者。鲁迅被誉为“民族魂”，确切又不确切。确切，因为他是现代中国用语自剖自省的真的知识分子，一生都在寻找民族的“苏生”道路，确是民族精魂。他对中国文化渊源和民族特性有着极为透彻、深刻的体认，对民族命运和民众的醒悟有着极为深切、强烈的关怀，他的独立思想和执着现实的批判精神是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典范，他确是国民不朽的灵魂。不确切，因为民族魂表示民族的大多数灵魂，这与鲁迅极不符。终其一生，鲁迅都是个独特的、保持个体精神自由的“精神界之战士，”一生不妥协，不容认“合群的自大”的“众”，始终是“独异”的因子。终其一生他都在追求“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由此，他一生与一切文化毒素进行不停息的战斗，无情地施行对旧文明的解剖与和对旧社会的批斗。其中常常是对自己的解剖与审问。他为“人国”而抗战一生，也由此走上了运交“华盖”的一生，甚至至今仍有人要他为中国文化的“断裂”负责。呜呼，人之已死，何言以对。
底子里，胡适和鲁迅都是传统的。一个带有中国文人历来的“导师”——“帝师”情结的传统，一个带有中国文人的善养浩然正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文人欲为“帝师”，实在是中国文人难以割舍的情结。文人理想的政治不是他自己为“王”。而是圣王在位，贤人辅之，民各安其位。贤人为帝王师，而文人大都以贤人自许的。无奈圣王终难期，故中国历来多感叹身世、遥寄尧舜圣君之黄金世界的贤人文士。文人的“帝师”情结在现代文人中并未消失，胡适愿为“好人政府”的“诤友”即为一例。他是极愿受垂询而倾其所能为上绘蓝图的“专家”。无奈，又是无奈，文人与政治终是异途的，文人总见到理想，政治家见到的却是现实。所以胡适只能痛苦地看着他奉为圭臬的西式民主被“冰冻”，颇有忠心不被接纳的苦闷。而鲁迅不乐意当“导师”，他更愿意成为“精神界的战士”，面对“无物之阵”而举枪投去，“任个人而排众数”，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反抗着他所见的不平，黑暗，不管对手是谁。他的立足点是建立一个“人”的世界，人人具有独立精神的“第三世界”，为此，他一生坚持启蒙，抱着救国救民的高度的责任感，尽管于启蒙他不是毫不怀疑，但这种绝望的反抗更见勇气，因为要承受更多的痛苦。
说到底胡鲁两人都存在着精英意识，只是一个要建立一个精英领导的“平等世界”，一个以精英的超前意识与主体精神，自己建立一个“人国”。所以，一个能在动荡的年岁安心于研究理想的社会，一个却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而鲁迅的可贵就在于“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与怀念过去的光辉岁月与描绘、幻想未来的宏图伟业相迥，鲁迅更为重视、关注、执着的是“现在”，“现在”这个空间的国人在这个时间的生存状况。一个正视现实的人，在当时，能心平气和吗？但那些始终不肯将高贵的眼睛向地上看，对于人的生存视而无睹的人，他们更容易得到人们的接受，因为他们不会过多地鞭鞑现实的丑陋，而是以博大的仁慈之心关怀着人类的未来，与现实无碍，现实也不会太与他们过不去。而将眼睛盯着生存着的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自然因为失去了距离，凡事都没有模糊，朦胧空间，批判便成了获罪的原因之一而这样的人的一生，注定是平静不了的。
“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在众客祝颂声中发此语者，自然只能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道破此的鲁迅，其一生能平静吗？
你要开一个窗户，大家都反对，等到你要拆掉屋顶，大家便同意拆窗了。看破此的鲁迅，其一生能平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