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附逆”，丧失民族气节，甘愿作“伪文化督监”，一直为文化界所扼腕叹息。已故吴方教授认为：“像‘义’‘利’之辩本为君子起码良知，而周作人终究作了屈从求生本能的奴隶，终于把人生的真相尴尬地暴露给我们看。”
作为一代小品文大师，周作人的文学地位是无容置疑的。作为五四时期狂飙式激进人物，前期“浮躁凌厉，满口柴胡”，其后期虽“胸襟平和”“淡远闲适”，仍不失其本真。可谓“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着。”[曹聚仁语]日本占领北平后，“竟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逆倭寇，出卖人格”，应该决不仅仅像吴方教授所言：“人格萎顿，道德弱化”，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对民族劣根性的绝望是其“附逆”的内在根源
众所周知，周氏兄弟思想的契合点就是对国民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批判，尤其是对国民性中的奴性批判。周作人文章中关于国民性的批判可谓比比皆是：
之一我觉得中国人的大病在于喜欢服从和压制，最缺乏的是对一切专制之憎恶。《两天的书。托尔斯泰的事情》
之二中国人非常自大又非常自轻……这种国民便完全失去独立之资格，只配作奴隶。《两天的书。大人之害其他》
之三中国人所喜欢的东西，大约无过于卖国贼，因为能够介绍他们去给异族当奴隶，其次才是作践他们奴使他们的暴君。《谈虎集。孙中山先生》
之四我承认中国民族死有余辜，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种类，周凶狠而卑怯。他们所需要的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能“奉能杀人给他们看的强人为王子”。《谈虎集。诅咒》
其余的如：“只可惜中国人太不长进，太多无耻的君子，使得中国人渐像猪圈，是我们不得不切齿”。
“那时中国人的一部分已发了疯狂，其余的都患着痴呆症……。简单地说，大家都是变态心理”。
如此“怯懦阴狠，不知自耻“的民族劣根性在周作人的眼里是绝望的，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他对国民性的痛恨激烈程度不亚于乃兄。综观鲁迅的一生，始终都在揭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试图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二十年代后，曾经激烈批判国民性的周作人则因绝望转向“苦雨斋”品茶去了。也许，此时的他已接受国民性的改造需借“外力”的思想。
二、日本文化的浸染和熏陶，为其后“亲逆”奠定心理基础
周作人赴日留学的时间[1906——1911]恰好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最关键的五年[21岁——26岁]，而日本文化也是最振作最勃勃生机的时期。同样在日本留过学的郁达夫先生曾在《日本的文化生活》里有这样的描述：
“回想起来，真觉得那儿过得蓬莱仙境般的生活。而中国社会，简直是杂乱无章，盲目的土拨鼠式的社会。”
“明治维新，到现在为止不过八十年，而整个社会的进步，可以与千余年的英法德相比。生于忧患，死于逸乐。这话确是中日两国一盛一衰的病根脉案。”
日本的生活，对周作人是美好的，影响是深远的，真正达到流连忘返的地步[其回国也是鲁迅亲去日本领其回国]。周作人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表达对日本的喜爱：“我是爱日本的，我重复的说，我也爱中国，这是命运指定我住的地方，日本人的生活大半是我喜爱的……”爱中国仅仅是因为是生养地，是“子不嫌母丑”的无奈。而爱日本则是处于对日本生活的迷恋和向往。
纵观周作人的作品，仅谈日本众生的文章即有几十篇。如《日本与中国》《谈日本文化》《日本的衣食住行》等。小到日本女子赤足走路的姿态，大到日本的国民性，在周作人眼里是新鲜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在《日本的人情美》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日本的国民性的优点即富于人情，有了人情不会被太多的历史重负所压，便会有生命的活力”就连选择日本女子作妻子，也是对日本民族真诚的一面喜爱的因素使然，可谓爱屋及乌。
近代以来，似乎再也找不到一个作家像周作人那样沉醉于日本文化。日本文化似乎已深入其骨髓，渗入其血液。我们看到的周作人作品中风格、特点与日本人的文化生活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如郁达夫曾这样描写日本人的文化生活：“不喜铺张，无伤大体，能在清淡中出奇趣，简易中寓深意。”以此概括周作人小品文的文风，也是恰如其分，浑然天成的。周作人在作品中如数家珍地引用日本的诗歌、俳句、歌谣，其熟悉日本文化的程度比中国传统文化，似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绪源教授在《知堂的师承》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铃木教授说：“我总觉得日本人的文学爱好有片面地有意识的回避政治问题，故作与政治无关的姿态倾向。”我想周作人淡淡的谈茶和酒，谈野草和野菜，谈青灯与红黑帽的形制，谈生僻古书的一语一物，何以让我们感到“涩味”，有一种苦闷之气，原因无他，只在于其超然的闲谈中，也分明包含着有意无意回避政治的态度。
可见，日本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全方位的。在潜意识里，周作人渴望自己就是富有人情味的温文尔雅、有生活秩序的日本国民，而不是积重难返、怯弱阴狠的中国人。
三、从早期激进民族主义到后来的民族虚无情结，是周作人“附逆”的催化剂。
早期的周作人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其早期日记的画眉中大字写道“驱逐洋人在此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等慷慨激昂的句子。钱理群教授曾说：早期周作人对民俗学的研究，试图通过民俗发现国民弱点，有着激烈的民族主义色彩。[1924——1925]周作人、沈尹默、张风举等人组织中日学术会、中日教育会，企图通过谈判使日本归还庚子赔款，来发展中日文化事业，无异与虎谋皮。虽不切实际，但仍可以看出其强烈的民族色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作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三十年代，周作人宣布：“由信仰而归为怀疑，这是我转变了方向了。”而“民族主义”便是由信仰转为怀疑中的一项。他在文章中写到“我最早信奉‘尊王攘夷’的思想。它表示赞同义和拳，主张排外。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但仍怀疑他们是“顽民”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他宣称“凡民族主义必含复古的思想”，“异族侵略者的杀戮和本国暴民的破坏同样令人发指不可忍受的。”与此遥相互应，周作人的日本观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义正严词地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