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什么东西稀缺，一定是价格最贵的。社会中，什么东西罕见，一定是圣人们提倡的。
古今中外的圣贤，历来标榜“人穷志不短”，便足见“人穷志短”于人类诞生便是普遍现象。于是才有了从甲壳牛胛到竹篾树皮，从线装宋版到电子媒体，一代代的圣人们对于人穷志“长”伟大意义的喋喋不休，才有了对于偶尔出现的，或真或假、亦真亦假的人穷志“长”的人物的肉麻吹捧。
纵观中外古今，人穷志“长”的人虽属凤毛鳞角，但毕竟是有的。比如刘邦，一介无赖，却取秦而代之，成了大汉开国之君；比如朱元璋，做过和尚放过羊，混迹于元未起义军，竟混成了个大明世祖皇帝。读书人中，自然也有人穷志“长”者，但大都没有刘亭长与朱长老的运气。他们死抱住“生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教条，不是饿死便是冻死，实实的令人慨叹。
与人穷志“长”者相比，更多的老百姓是极难脱得了人穷志“短”之俗的。《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便是一例。据说，现实生活中真有其人，而且因品行不端不怎么招人待见。我想，因其是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的代表，剧作家将其搬上舞台的时候，一定是进行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加工美化的。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在“少东家”面前的猥琐与下气——先是外出躲债不敢露头，后又施出浑身解数乞求对方宽限还债时日。其实，真正的劳动人民，如杨白劳般屈膝于权贵，甚至比杨更甚者，何其多哉？
历来，人的志气所凭就不仅仅是那一腔没有多大用处的热血，而是实力。这实力可以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也可以是能使鬼推磨又能让磨推鬼的金钱。刘邦、朱元璋们所以能从穷人中脱颖，大根属于前者，有某种过人之处；而穷酸文人们所以冻饿毙命不得善终，则全因其既没有刘邦、朱元璋们的本领，又没有让自己活命的本钱。穷人们与穷酸文人相比，既没有出人头地的本领和购买刀枪剑戟揭竿而起的野心和本钱，又不需要把国家兴亡挂在嘴上或当作招牌。于是，便少了些文人的穷酸，多了点活命的追求，“人穷志短”便成了必然。穷人们深知，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道可走：一条是人穷志“长”成孤魂野鬼，再一条是人穷志“短”而苟活于世。大多数人自然选择了后者，因为他们明白，没有饭吃便没了命，没了命，“志”存何处、“志”有何用？
我们虽然时常为人穷志“长”和“不食嗟来之食”者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但我们却无权对普罗大众们的人穷志“短”说三道四。道理再明显不过：如果所有的穷人都是刘邦、朱元璋，倒是符合了圣人们倡导之高尚道德境界了，可中国有十万个百万个千万个皇帝的位置让他们坐吗？如果所有的穷人都成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有志者，其结果一定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冻饿而死，百分之一的则可能因造反不成而被杀头。于是，世界便不再有穷人。可到那时，谁来为富人们看门守夜、谁来为富人们洗脚搓背？没有了穷人的世界一定是不成体统的世界。
承认“人穷志短”的事实，也没有什么可悲哀的。因为它所揭示的并不是穷人们人性的卑劣，而是世道的无奈。在“当大爷”与“装孙子”之间，凡是脑子没有进水的均会选择前者。还是那位杨白劳，如果有足够的银子还上黄世仁的高利贷，他绝对不会低三下四地求告“少东家，再宽限几天”；如果杨白劳与县上、省上的某个大官扯上点什么关系，他便会抄起家伙将逼婚的黄世仁打将出门，再告他个“私闯民宅，扰乱治安”，法院不仅会忙不迭的接下状子，还会在五星级宾馆请老杨搓上一顿，然后想辙让黄家输掉官司并赔个底儿朝天。
当然，穷人之志“短”到何种程度也是有底线的。这底线便是做“人”而不当“狗”。富人们有了钱，会变出若干的花样作贱穷人。层出不穷的为活狗下跪、为死狗戴孝的事情，就彰显了富人们的无聊与无耻。但“有钱便有理”是人类有社会以来的通病，任穷人们如何诅咒，富人们一定会按照“孔方兄”指出的方向勇往直前的。所以，为了生活、生存，穷人们可以为富人们洗脚、搓背，可以给富人看门、守夜。但某位阔太太心血来潮，甩出十万美金，让你学狗叫，或者让你去咬那些比你更穷的无故之人，那种勾当我们是万万不能去干的。
总之，人穷志“短”是现实，人穷志“长”是境界。在我们对极少数殉道者鼓与呼的时候，也不要看不起那些“志”不怎么“长”的人。因为他们的所为，不过是向有钱人乞讨一点生活的资本和生存的空间，本就算不得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