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对大陆观众的影响是明显的，但是，《老港正传》却告诉我们另一个信息，就是大陆的政治文化乃至电影对香港人的生活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老港正传》向我们打开了另一种香港电影的概念。它的镜头是平民的，内容是没有传奇的，故事是松散的。既往香港电影的总体特征是一种类型片，一旦香港离开了类型片的窠臼，它总会能生发出耳目一新的新鲜意味。正如前一度时期《父子》给人的感觉一样。
可以看出，《老港正传》是先有拍摄意图，后有人物情节，这使得它里面的人物性格必然服从于它的浓缩香港政治风云这一绵延半个世纪的主题。它企图通过一个家庭的历史，来折射香港回归前后的风云变幻。
编导这样的意图太明显，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影片里左忠一家的家庭主线，便缺乏一个强烈的戏剧故事，因为从影片开始时五十年代到结尾时的2003年，之间这么漫长的岁月，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逻辑性强烈的故事来贯穿，所以，影片对故事情节是无所作为的，也没有什么强烈的戏剧冲突，基本是按照家庭变迁的流水帐来构置它的故事内容：从老一辈的爱情故事直到下一代儿子的求生经历，影片基本是蜻蜓点水，一笔而过，因为反映历程的过于贪大，只能这样过山车般地走马观花了。
值得称赞的是影片的定调。《老港正传》里没有表现一个功成名就的港人，更看不到过去港片里习见的豪门望族的恩怨纠葛，也不见黑社会里刀光剑影的追逐仇杀，《老港正传》里的左氏家庭，从头到尾都在拮据贫困中艰辛地坚守着自己的价值体系。出现这样的情况，正是由影片《老港正传》对主题的定调决定的，而另一方面，这也是《老港正传》本身在技术上的要求。
先说技术层面上的被迫因素，因为《老港正传》毕竟反映的时间过于漫长，它必须把人物的经历合理地安排在这一漫长的时间段里，就不可能给予左氏家庭以大起大落的恩怨经历，这就是文艺的一个规律，往往越是在短时间内，越有可能设置出波澜起伏、跌宕起伏的矛盾，就像美国电视剧《二十四小时》，它在一个短短的时间段里，就闹出天翻地覆、剑拔弩张的矛盾冲突，相比之下，如果一个艺术作品，反映长达数十年、数百年的事件，它的内在冲突反而显得波澜不惊。就《老港正传》而言，它反映的历史时代太漫长了，所以，它对左氏家庭的命运把握，就不能过早地定调成一个完美的结果，比如，如果匆匆地描写左氏家庭在香港发财致富了，如果左家的儿子很早就有一个完美的婚姻，如果左老爷子很早就实现了见识一下“北京天安门”的理想，那么，这部电影的情节支持不到十分钟。艺术作品是很残酷的，这种残酷性表现在往往必须牺牲人物的幸福的代价，来委曲求全地安插进情节的异化效应里。比如林黛玉之死，必须安排在宝玉成婚这一天，这样她的死才能更加衬托着悲苦来，让人物进入到痛苦的炼狱中，才能衬托出艺术的煽情与渲染效应。同理，在《老港正传》中，上一代人中的父亲想去看看天安门，就必须到结尾的时候才能实现，如果在故事一开始的五十年代就美梦成真了，电影也就缺少一个支撑故事的动力了，同样，左家后代左忠与阿敏的爱情关系，也必须时分时合，不疾不徐，因为影片的故事终结年代必须控制到二00三年，也只有在影片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让香港回归后的一系列事件如香港金融风波、非典事件逐一展现在银幕上，左忠与阿敏的爱情才能获得正果。人物的命运服从情节的需要，在这一部电影中是最为典型不过的。
再来看看《老港正传》的主题。电影的内在核心，是反映了香港电影人如何受到大陆意识形态的影响，它可以看成是受大陆影响的香港电影制作机构从早年的长城、凤凰到今日的银都电影机构如何在意识形态上接受大陆影响的一种变形与影射。影片的影射也并不落差巨大，如果说现实中的电影人直接地按照大陆中国的意识形态进行着创作的话，那么左向港的真实身份——专门放映左派电影的放映员，就几乎是香港左派电影人的苦恋情结的一种缩微化。仅从表面的符码来看，影片的主人公一家的名字就耐人寻味。父亲的名字叫左向港，“左”姓，几乎就是香港电影左派的一种不打自招的画影图形；“向港”这个名字，使我们想到“向党”这类带有时代特征的名字；而左家儿子的名字“左忠”更令我们浮想联翩，它几乎就是“忠于左派”的过于浅表化的图穷匕现。香港电影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激情甚至可以说是露骨地表达着它的对主题的贴近，加之影片中左家人在每一个时代，都能游刃有余地引用大陆的政治口号：“社会主义好”、“斗私批修”、排除万难，不怕牺牲”，这一切都可以看出，大陆的各个时段意识形态都深刻地铭刻在香港电影人的思维记忆中，并自觉不自觉地借助左氏家庭这一个案而流露出来。
但是香港电影人也以深刻的自觉，反映了以这种价值观念主导的左氏一家，在香港的风云岁月中，执着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上的回报。左父是乐于助人的，承接的是一种在大陆意识形态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精神的自觉，他可以把自己积蓄的钱，资助同事的儿子去入学深造，而自己依然是家徒四壁，住在破旧的木板屋里，自己从青年时代就一直期望的去看看北京天安门的理想在香港回归后仍然没有实现，妻子去世前的一个深切的愿望，就是想有一台洗衣机，而左氏之子更是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奔波于大陆与内地之间。这一切，都反映出左氏所执守的价值观念在香港这一商业社会里所遭遇到的尴尬，影片也从平民的现实角度，颠覆了既往香港人身处的灯红酒绿、遍地流金的生存乌托邦，折射出一个恪守大陆意识形态的香港普通人，在这个社会里遭受到的贫穷的命定光顾。所以说，影片在强化大陆意识形态对主人公的深刻影响的时候，也通过活生生的事实，皮里阳秋地揭示出那种过分左化的意识形态，也在制约着左氏一家的生活改善质量，使他们一直徘徊在贫穷的边缘，而这样的现实命运，我们恰恰可以从大陆在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全社会的贫困面貌中窥见一斑。所以，《老港正传》的现实主义便带有一种反省的批判性质，左氏一家对大陆意识形态的接受，得到满足的是一种精神层次上的，而却不是物质上的，电影的主题本质上仍是我们大陆电影一度时期聊以自慰的主题价值观念，就是对“苦恋”的自我吟味。所以，《老港正传》可以看成是香港电影人的一种“苦恋”情结的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