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财富的有限性和激励的安全边际
一个国家的农民一年生产了一些什么农产品,每一种农产品的产量如何,根据市场价格可以产生的货币价值是多少;这个国家的工人这一年生产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业产品,如洗衣机、汽车、电视机、冰箱、飞机、轮船等等,这些
一个国家的农民一年生产了一些什么农产品,每一种农产品的产量如何,根据市场价格可以产生的货币价值是多少;这个国家的工人这一年生产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业产品,如洗衣机、汽车、电视机、冰箱、飞机、轮船等等,这些工业产品根据市场价格可以产生的贷币价值是多少;国家服务行业的人为社会提供了多少服务,这些服务折合成货币的价值是多少。这些,都是有限的可以计算的价值。可能统计计算方法的不同会产些不太相同的计算结果,不过它的有限性是刚性的。在宏观经济学中常常用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国民创造的社会财富首先必须用来保障人们日常生活对物质的基本需求,在生产力相当落后的年代如果部分人占有稍多一点的社会财富,就可能会有很多人活不下去。没办法,人们只好将所有的社会财富充分的均分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好让大家都能因此获得生存的基本保障。据说原始社会就是这样。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国民创造财富的能力越来越强,在保障全社会成员都有生存物质基础的前提下还剩余了一些富余的社会财富,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有权有势有能力的人更有可能获得比别人更多的社会财富。
建国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这个国家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收入分配中平均分配现象比较普遍。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分配方式不好调动社会成员的贡献热情与创造力,慢慢的引入西方的一些经济理论与管理模式。希望可以通过这些“先进”的理念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促进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洋经济学家说人是自私的,人是在满足自身自私欲望的时候好过了社会。这种观念你不能说它不现实,但是你也不能不提防它对社会的负面效应。一旦这样的理论在社会上充分得到了肯定不就是为人们的欲望膨胀找到了理论依据么。然而现实的经济条件对部分的人欲望能满足到什么程度呢?是不是可以没有止境的满足下去?
在国家物质相当匮乏,布票、粮票、肉票、豆腐票什么都凭票供应的年代,我们通过精神激励来鼓励人们忘我的奉献。一把伞、一个热水瓶、一只茶杯可以让一个“先进工作者”获得先进的自豪感和满足感,激励他们任劳任怨的永葆先进的奉献热情。一本作业本、一支笔、一块橡皮可以让一个“三好学生”或一个“优秀学生干部”找到做一个好学生的荣光。
那个年代的那些事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精神激励的作用不容忽视,运用的好它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不会亚于物质激励。用好它却相当不易,举个精神激励无效的例子给大家看看。
今天我们单位正好搞评先活动,名额4位,办法是整个单位的人坐到一起投票,既然投票当然是谁的票多谁就是先进了。按照贯例,评上先进的人应该可以得到二百元的奖金。在一个六七十人的单位里被大家公认的4位先进应该是相当“先进”的了。还有二百元奖金,比过去的伞、热水瓶、茶杯含金量多多了。但要说这先进的荣誉对人有多大的激励作用实在是戴着老花眼镜都找不出来。
我1992年参加工作时单位是这样评先的,到现在2009年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位还在重复着过去的老办法评先。很多时候,人是一种喜欢重复的懒惰动物。大家都习惯了一年评一次先,没有人考虑这古董一般的评先还有没有激励作用,事实上它真没什么激励作用了。在我们这样的单位——金融系统,它的激励早就开始走上了按爵位拉开收入差距的方式。在这样的单位爵位越高,获得的收入就越高。不跟几千万和几百万年薪的老总去比,就跟几十万的去比,那二百元的先进工作者奖金真的有点像对先进的嘲弄,如果人家确实相当先进。事实上各级老板们都已经理直气壮的将先进的帽子戴在了他们自己的头上,给职工的那二百元的先进奖总让人觉得它是在说:员工的劳动就是不值钱,只有他们那超人般的领导大脑才是值钱的。建议金融系统要么取消这样的嘲弄、甚至侮辱先进员工的评先,要么重新给先进的价值定个位,让人们还有点热情去追求先进的称谓。
物质激励盛行的时候,精神激励也多了物质的参照,离开了匹配的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就会变得相当乏力。当我们开始大搞物质激励时它的代价就是牺牲了精神激励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今天谁还会为一把伞、一个茶杯、一个热水瓶甚至一张奖状的“先进”奖品而动容呢。
精神激励乏力了,那就只好物质激励着下去。
前阵子叫的很厉害的物质激励便是一些高管收入的“与国际接轨”,而且真的很快就接上了轨,一群叫什么企业的懂事会懂事之类的人偷偷摸摸地躲到一间屋子里,和计和计就跟国际接上了轨。也不考虑那个轨是好轨还是坏轨,还不考虑那样的接轨人民答不答应,更不考虑本国的GDP、人均GDP有没有跟国际接轨,那些高管的收入就跟国际接上了际。下次再有什么人提与国际接轨希望他们能够考虑国民生活水平与国际整体接轨,不要只考虑部分人接轨。高管的与国际接轨一定要建立在普通国民社会保障与国际接轨的基础之上。我们的与国际接轨很像将国家的财富、人民的财富合理(那些理论有人对它顶礼膜拜是因为他们可以借助它获得极大的个人好处)合法(在法制不健全的前题下)的洗到少数人的口袋中去。
分蛋糕这事就是这样,蛋糕的大小是个定量,有的人多分了很多就一定会有很多人只能分到一点点,有的人富的要疯,就一定会有的人穷的要死。我们听到了几千万高管年薪的新闻报导,也看到了有些地方出现了施粥现象,这两种现象绝不是相互孤立的,正是因为有人在收入分配中占有的国民财富超多,才导致有人开始在生存线边沿挣扎。请大家注意,这种挣扎是会变化的,变的好,这些弱势者会慢慢脱离挣扎步入比较稳当生存者行列,如果往更差的方向发展变化,他们就会变得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会失去活路。这样的弱势群众的队伍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可能越来越少,也可能越来越多。当活不下去的人越来越多时,社会的动荡就会成为不可能避免。
社会激励存在安全边际。当社会对少数人的物质激励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威胁到部分人基本生存保障对物质的需求,这时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就受到了威胁。
人们总是习惯将一个社会的繁荣程度来衡量它的一些管理模式与制度的好与坏,先进与弱后。其实不然,我们的老祖宗比较懂得盛极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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