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长城》:枪的颂歌
本片拍摄于1976年9月份,但剧本却是文革前的,它迎合的是阶级斗争的主题,核心内容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下枪杆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那个时代的时代主题,在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下,如何做?本片可以说形
本片拍摄于1976年9月份,但剧本却是文革前的,它迎合的是阶级斗争的主题,核心内容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下枪杆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那个时代的时代主题,在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下,如何做?本片可以说形象化地告诉了一个答案,就是永远不要放下手里的枪。
影片对枪的歌颂,近乎达到一种匪议所思的地步。
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区英杰是一个没有忘记枪杆子重要性的时代精英,而作为反衬角色的,一个是他的妻子阿螺,沉湎于小家庭的欢乐之中,忘记了阶级斗争,另一个是他同年时的穷苦朋友靓仔,现在反而和阶级敌人搞在一起了,忘记了过去的苦与仇。
在敌人到来的严峻事实面前,阿螺与靓仔都重新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站到了正确的一方来,共同对敌。
而影片的对手方,则由台湾国民党来完成的。台湾反攻大陆而进行的对大陆沿海的骚扰,巧夺天工地配合了“阶级斗争理论”当了一回十分形象的反面教材。
从影片来看,国民党进行这样的反攻大陆,完全是以卵击石,没有任何的意义。作为反方代表的势力中,一个是过去的渔霸王中王,今日还想回来夺取失落的家园,另一个是护送他进来的国民党军官。由于“王中王”与影片的正方有着历史的旧怨,所以他孤注一掷,冒死潜回大陆,从而为影片中的冲突、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成立创造了条件。
可以说,这样的人物设置,都是按照教导的律令而人为安排的,因为在实际发生的事件中,很难有这么巧合的事件,且这么富有戏剧性。源自于真实事件,而根据理论教导进行改写,构成了电影得以自圆其说的核心链条。
国民党特务潜入特务,在影片里显然缺乏明显的动机,而完全变成一种示威式的横冲直撞。这种绿头苍蝇式的敌人动机,更像是一种姿态,一种没有意义的姿态。在文革期间,很多作品都必须寻找一个臆想中的敌人,据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时的经历现身说法,当时编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创作者去寻找一个阶级敌人,这是相当绞尽脑汁的。而国民党反攻大陆就是由蒋介石这个并不聪明的脑袋想出来的最愚蠢但却深受阶级斗争理论欢迎的最大的外来冲突。
影片最后是一场“最后一分钟营救”式的好莱坞式的结尾,所有的宿怨旧仇都在一个叫“三杯酒”的孤岛上走向了最后的结局。而这个“三杯酒”,在影片的开始的时候,就曾经是男主人公区英才闯入进去、惊走敌人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就像007电影在开头部分总有一场小规模的惊险一样,而最初的惊险又最后回应到最后那一场终结之战。根据话剧改编的电影,十分讲究首尾对应,在最后的一场消灭渔霸的战斗中,区英才是用渔叉射中那个昔日的阶级敌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年的渔霸潜回大陆的目的,似乎就是供他当年的仇人复仇用的。特务之傻,在这里可窥一斑。
影片中的阶级敌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考察价值,倒是影片的正方,坚定而执着地强化对枪的赞美,令人感到在这种赞美中有一种近乎过火的偏执的成份。
影片中的区英才从海上一回到岛上,回到家里,还没有与妻子享受亲情的温馨,就进行了一番理论说教:“枪本来就是我们的命根子。”此时此境,无形中意味着生硬地充满着肃杀的枪,远比一个家庭、亲人更是“命根子”。
影片还有一场戏,就是一个老革命赤水伯讲述对枪的赞美。在这个段落中,赤水伯声情并茂地咏叹着枪的价值,自问自答地讲述了“枪怎么成了命根子呢?”
这句话很明显地是从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里脱胎而来的,但是,这样的置换,却给人一种很别扭的感觉。“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一种因果关系,有枪这个“因”,才会有“政权”这个果,但在本片中,却成了“枪就是命根子”,成了一个断然的肯定句,从逻辑推理上讲,从“枪杆子里出政权”推导出“枪就是命根子”显然中间有一段令人无法接受的飞跃。但电影却在众多的段落中,热情地歌颂那杀人如麻用的枪,总给人一种不谐和的怪味感。不知在文革中,这些大言不惭的论调,怎么没有成为“唯武器论”的批判标靶呢?
赤水伯与区英子张扬的“枪杆子就是命根子”的潜台词,就是永远不要放下枪杆子,这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但不至于成为命根子。电影在这个耸人听闻的主题下,表现了区英才妻子阿螺的思想转变。电影巧妙地让她去探望母亲,而恰恰敌人来到了这个小岛中,使她在放下枪杆子之后,受到了一次切切实实的枪杆子的威胁,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或者说是在一次个案面前,她重新回到“枪杆子就是命根子”的理论大纛下。
影片中的阿螺是一个最富有女人味的女人。日后名声大噪的刘晓庆,扮演了阿螺的妹妹甜女,虽然她一鸣惊人,但是刘晓庆在本片中女性标志较少,她在影片里身着红装,满脸红光,说话像机关枪,连递枪的动作,都是通过扔来完成的。刘晓庆实现了一个文革铁姑娘的图解符合目标。而阿螺却是有一个关心丈夫,关心孩子,关心母亲的女人,更富有女人的本原的魅力。而影片在文革电影里,也罕见地对夫妻之间的性关系进行了政治术语般的暗示。当然,这是话剧剧本还是文革前创作的,而是比较注重人物的情感生活的。比如阿螺来到码头,等待自己的丈夫归来,遇到一个女同事,女同事便开起了“一日夫妻百日恩”这样的暧昧的玩笑:“两口子几个月没见面了,也不上去热烈欢迎欢迎。”此语在一位性学家眼里看来,可以解读出很浓重的性暗示的意味来。而刘晓庆扮演的甜女在见到阿螺之后,也开起了这样的男女玩笑:“阿姐不害羞,就知道找老公。”又说阿螺是“秤不离砣,公不离婆。”受到这种暧昧玩笑裹胁的阿螺的确体现了女人的一种本性的魅力。
另一个放下枪杆子的人物是靓仔。他穿新奇的服装,好吃美味佳肴,而他这种对自己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是受到压制的。他为此作了声辨,“这是我的劳动所得,又不是贪污腐化,怕什么?”而他的观点,倒是今天人们享受生活的最理直气壮的理由。
影片在结构上十分富有技巧,对话精雕细刻,话中有话,话外有音,体现出话剧剧本对台词的刻意追求。本片戏剧冲突中也竭尽完美,体现了一种技巧大于生活的人造的痕迹。在人物塑造上,也是采用了文革的概念化的修辞手法,倒是在这个概念化的主题下,人物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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